第二百六十六章 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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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索尔兹伯里谋求和俄国联合对中国采取措施，还是张伯伦寻求与德国合作来抵制俄国，他们的外交政策都失败了，而谭延非常明白这还是欧洲外交正处于混乱的状态时期，德国人还没有强大到让英法俄三国达成同盟的关系，不过德国人正在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进，继续成为欧洲外交的搅局者。
当一系列外交努力都付诸东流之后，英国终于开始正视现实问题----在遥远的远东中国，除非英国肯再派遣一支更加强大的远东舰队，否则无法震慑住俄国的野心，同样对中国的说服力也不够。当然英国已经在前年的时候就削减过远东舰队战舰数量，因为从英格纳还是赫德等人都认为中国有能力抵抗外来的侵略，尤其是胶州湾事件发生后，这种能力持续增强。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英国回收了其再远东的海军力量用以加强地中海海军力量，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谭延在一夜之间将那个从前对他们唯唯诺诺的满清政权给连锅端掉了，中国的这种自保能力反倒成了英国手中烫手的山芋。
派遣舰队是不可能的，所以英国在谭延起义后的第三周的第一天通过伦敦英国外务大臣向已经投靠北洋新政府的中国驻英大使龚照援会面，提出了英国承认北洋新政府的合法性，并且通过电报通知了驻中国公使窦纳乐----此时英国的决定是非常仓促的，因为俄国人在两天前刚刚承认了北洋政府地合法性，而谭延在对付这两个最难对付的列强国家的外交交易中。没有付出哪怕一丁点的代价。
谭延在这场政治外交交易中所要做的便是让俄国外交大臣莫洛维耶夫看到北洋正在加紧训练陆军，而且要他相信所有的陆军不是调往南方去占地盘，而是调往东北。莫洛维耶夫和俄国军界的首脑们对和中国地北洋新政府在远东打一场陆地大战没有任何信心，因为德国陆军在胶州湾可耻的失败让所有人都意识到北洋陆军的训练是非常优良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它的老师德国。
持续了快三个礼拜的外交“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北洋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也没有做出任何外交方面的努力。他只是在国内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加强军备，让俄国人相信他有决心地为了东北可以和俄国人大战一场。
“陆军是注定要被海军发射出去地一枚炮弹！”谭延和莫洛维耶夫俩人都能够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可是俄国的远东舰队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威胁武装的像刺猬的旅顺和威海卫两大军港，北洋海军就算打不过俄国远东海军，在军港里躲着照样会拖死远离基地的俄国远东舰队----归根结底俄国在远东没有部署足够的陆军，最关键的是没有可以支撑大量陆军驻扎和维持国内补给与战时紧急调兵的铁路。
作为对英国的补偿，谭延许诺俄国远东舰队不会前往上海过冬，在正在紧张施工中地胶州湾。在那里俄国人可以获得足够地泊位来让它的军舰过冬。不过这样的安排让俄国人也是非常的难堪----胶州湾正在变成旅顺和威海卫那样的海军要塞。在那里部署的大口径大炮和可以在港口内靠铁路自由移动的列车炮数量多得惊人，在潜在敌人地炮口下过冬，这使得俄国人地远东舰队也感到有些棘手，尤其这里还曾经埋葬过德国荣耀的海陆两军。
随着外交局面地打开，国内的局势愈发对谭延有利起来---南洋水师和广东水师在第二周萧轩海上船队到达之前便易帜，福建在潘敏的第七镇得到浙江之后，便向其投降，计划之外的福建轻松落入谭延的手中；而广东水师的反水让王之春失去了最后抵抗北洋陆军的本钱，他本来还要筹集军队来应付越来越嚣张的革命党起义军，在萧轩船队抵达之后。他干脆明智的选择了投降----张之洞发给王之春的一封劝降电报起了很大的作用。山西、陕西被第五镇所取得。现在正忙着剿匪和安定民心。到了起义后的第二十天，谭延所有的预定计划全部达到目标，江西、广西、云南、贵州这四个北洋没有顾得上的省份在随后的六天内陆续易帜归降北洋政府，一个月后新疆、甘肃、青海、三省也通电全国易帜，只剩下蒙古和西藏没有明确的表示归顺的态度，不过谭延对此并不着急，有这些省份已经足够自己施展的舞台。蒙古和西藏就算再牛也蹦不出他的手掌心。
在与俄国和英国打交道的阶段。谭延意识到这个时代什么都是假的，只有手中的实力和心中的决心才是真的。实力要人看得到，自己的意志和决心同样也要让对手感受的到，用最直接的方式让对方知道自己的意图，只要手中的实力够强，对方也唯有让步----毕竟现在的欧洲很热闹，谭延相信往后的欧洲会更热闹。
如果说谭延对新政权不满意的地方的话，并不是他手中的军事力量不足，也不是政府运作问题，而是他手中没有一个高效运作的外交部。尽管他在起义后亲自坐镇外交部来主持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但是一个优秀的大脑配在了一个全身瘫痪的病人身上，这个大脑就算再优秀，没有躯体和四肢的配合，这个人能够做的事情还是非常有限的----在英国的首相索尔兹伯里和大臣张伯伦分道扬镳各自向各自认为正确的方向做出外交努力的时候，谭延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欧洲的外交风云一日三变，而不能有任何举措。
索尔兹伯里和张伯伦在外交政策上虽然有很大的分歧，但是他们俩人无论走哪条道路。若是成功得手地话，那中国都将会成为其外交政策的牺牲品，甚至会让暂时安定下来的外交局面又变得更加复杂----原本被谭延踢出局外的国家会重新返回这个餐桌。谭延的外交政策非常简单，就是要破坏各国列强试图在中国的联合行动，至少他得到了美国和德国的支持，这也算是他地一项资本。。
在与英俄之间的外交危机解决后，谭延得到了更充足的练兵时间和布置全国政局的时间。萧轩在广东登陆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占据了整个广东省的精华---广州城，以他手中的兵力而言，他进攻也许有些不足，但是要说防守周边数省的军队就算齐集广州城也未必能够拿地下来。王之春将一个完整地广州城交给了萧轩，不过萧轩按照谭延的电报将目前所能控制区域的政务都交给了由王之春领导的临时政府----推翻满清朝廷未必这个王朝所有的官员都不用，思想比较开明，作风比较廉洁的官员，这样的官员还是非常受谭延的欢迎的。
至少直隶三省内部的官吏体系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这些北洋体系内地官员长时间接受各种考察。能力自然有高下，但是至少在廉政方面还是做地比较到位的。谭延不会去做光绪皇帝，启用康有为那样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人来管理地方，这些维新派的任用问题只是暂时搁置，就算要启用他们，他们也必须在基层一步步的来，根据能力来决定他们的升迁速度。
危机虽然过去，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谭延地布局基本实现，起义地时机虽然没有选择的非常好。只是谭延感到自己已经无法压抑住心中地怨愤。同时也是对日作战成果的最大化考虑。不过一切都还算正常，国内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斗，北洋就像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利刃，轻而易举的破开了所有纠缠的死结，埋葬了一个旧的王朝，建立起一个现在并不是很理想的新中国。
除了在长辛店、威海卫、胶州湾和小站正在训练的四镇北洋正规军之外，谭延将自己的亲军营彻底打散。在北京又训练了一镇新军----京畿卫戍师。谭延做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并非是崇尚武力的人，但生活在这个武力至上的时代。无论从国家还是他个人的角度，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训练更多的精锐部队是绝对有必要的。
京畿卫戍师就是谭延心目中的“模范师”，他为此重操旧业亲自来负责这个全国最精锐的作战师从兵源选拔到训练的全部过程----谭延是想让他的“亲卫营”扩大成“亲卫师”，让自己的身边有一支全天候可以随意调动的军队。可以想象在中国政治的心脏有这么一支完全忠于谭延的军队，这对过渡时期的政治体制而言将会意味着什么，至少谭延知道乱世用重典，只有他的存在才会让北洋团结起来成为一个拳头。
正如躁动之后的茫然一般，谭延发动的是一场没有思想的革命，甚至不是革命，他只是轻轻的将清王朝推翻开启了另外一个时代而已，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没有经历欧洲那样大革命前夕的启蒙思想运动，也就没有高涨的革命热情。谭延的武力和造反策略弥补了他在推翻清王朝时的民众基础的缺乏，同样也将革命的热情压制了起来，在老百姓看来这个江山不过是换了一个主子，即便是刚刚形成的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对此也没有对中国的变化有多少察觉，更多的是期待。
西藏和蒙古虽然没有表态加入新中国，不过谭延并没有放在心上，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自己的态度需要拳头的支持，只要拳头够坚硬则可以完全无视对方的任何抗议。西藏和蒙古不表态没有关系，谭延自信他可以凭借拳头来让那些农奴主和王爷们知道什么是服从。
新政权初创，尽管有沈静、陈飞、寇青、郭正等人的全力辅佐，新政府的架子算是搭建了起来，不过一切都显得非常简陋。按照中国传统的“有兵就有权”的理论，新政府地政令还无法下达到全国所有地区。尤其是云南、贵州、广西、江西四省，北洋的政令根本不予理会。政治上的潜规则让新政府也直接忽视掉了这四个省份，既然这四个省份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那中央财政也不会拨给他们一文钱，凭借新充实起来的国库，谭延正式于十一月一日成为中华共和国军政府总统，并于当日在北京天安门进行了一次比较简单的阅兵式----新政府就这样不是很引人注目的便成立了。
行政机构虽然简陋。但也许是正应了新政权地活力比清政府要强得多，谭延五年前在直隶三省建立的各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从去年开始便陆续的毕业，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被大量的充实到新的政府当中来。而谭延做为总统的第一号总统令白女士裁减全国所有的厘金哨卡，将全国地经济流通先激活起来，同时削减农业税百分之三十，地主地租必须削减百分之十。
谭延之所以这么快便开始发布行政命令，也是因为此时没有任何人对他形成行政制约。他地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按照他的设想。今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各地组建资政院的命令已经下发，各地的资政院会在明年陆续建立起来。直隶三省的资政院自然是延续北洋时代谭延的那套，对于资政院他最大的念头便是筑起一道反腐的城墙，最大限度地杜绝腐败，估计剩下来地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了。
资政院是把双刃剑，谭延需要它还要控制它的权力范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天津资政院的实践证明，这个机构在反腐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比谭延的私人密探机构运作更加有效更全面。除去反腐之外。谭延自认不是全知全能。中国那么大，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特殊情况，有资政院地存在可以在制订政令地时候起到很大的作用，当然这也给了很多人维护自己***利益地机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军队的价值就体现在这里了----虽然没有任何势力向谭延施压，不过按照谭延的设想和众多幕僚商议的结果。他给出了五年的军政时间。。
目前国家的状况是军政。这种状态肯定是不正常的，军人干政无论对统治者的利益如何。但无可否认的是军人统治国家肯定是一件不正确的状态。现在开了这个头，谭延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早就了留德士官系和他的北洋军集团，但是要想确保这个国家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还能够沿着正常的轨道运作下去，消除这种影响至少需要三十年----北洋集团陆军军官的年龄实在是太年轻了，最大的到现在还不满三十岁，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谭延现在撇开资政院强行执行他对国家经济的干预政策，通过削减土地租金，迫使大地主将财富向工业转移，抑制土地兼并，盘活国家的商业流通，同时也是让农民获得更多看得见的好处，以稳固自己的政权存在---谭延的北洋势力崛起速度快，它拥有无与伦比的破坏力量，和社会的富裕阶层瓜葛并不是很深，和普通百姓的距离更是比较远，处于一种不高不低的状态。
社会富裕阶层害怕北洋的破坏力量，面对枪杆子他们的选择唯有服从，只要谭延和他的军队团体一天不倒，这种恐惧就会实实在在的存在。社会富裕阶层是不会和谭延一条路走到底的，他只相信他亲手扶植起来的一些地方商人团体，但是光是讨好他们是不能满足政权的稳固需要，而谭延干脆便一边倒的讨好农民和社会的弱势群体，将他们的心笼络住，重新进行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分配。
即便会得罪某些利益团体，在“民心所向”之下，谭延的武力才会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收拾这些这些人跟碾死一只蚂蚁没有什么区别----北洋陆军士兵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农村，他们本身便是属于社会的弱势团体，一旦有事发生，谭延完全可以借助留德士官系来发动士兵，推此及彼，他将会成为屠夫和保护伞的双层角色！。
无论是索尔兹伯里谋求和俄国联合对中国采取措施，还是张伯伦寻求与德国合作来抵制俄国，他们的外交政策都失败了，而谭延非常明白这还是欧洲外交正处于混乱的状态时期，德国人还没有强大到让英法俄三国达成同盟的关系，不过德国人正在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进，继续成为欧洲外交的搅局者。
当一系列外交努力都付诸东流之后，英国终于开始正视现实问题----在遥远的远东中国，除非英国肯再派遣一支更加强大的远东舰队，否则无法震慑住俄国的野心，同样对中国的说服力也不够。当然英国已经在前年的时候就削减过远东舰队战舰数量，因为从英格纳还是赫德等人都认为中国有能力抵抗外来的侵略，尤其是胶州湾事件发生后，这种能力持续增强。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英国回收了其再远东的海军力量用以加强地中海海军力量，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谭延在一夜之间将那个从前对他们唯唯诺诺的满清政权给连锅端掉了，中国的这种自保能力反倒成了英国手中烫手的山芋。
派遣舰队是不可能的，所以英国在谭延起义后的第三周的第一天通过伦敦英国外务大臣向已经投靠北洋新政府的中国驻英大使龚照援会面，提出了英国承认北洋新政府的合法性，并且通过电报通知了驻中国公使窦纳乐----此时英国的决定是非常仓促的，因为俄国人在两天前刚刚承认了北洋政府地合法性，而谭延在对付这两个最难对付的列强国家的外交交易中。没有付出哪怕一丁点的代价。
谭延在这场政治外交交易中所要做的便是让俄国外交大臣莫洛维耶夫看到北洋正在加紧训练陆军，而且要他相信所有的陆军不是调往南方去占地盘，而是调往东北。莫洛维耶夫和俄国军界的首脑们对和中国地北洋新政府在远东打一场陆地大战没有任何信心，因为德国陆军在胶州湾可耻的失败让所有人都意识到北洋陆军的训练是非常优良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它的老师德国。
持续了快三个礼拜的外交“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北洋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也没有做出任何外交方面的努力。他只是在国内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加强军备，让俄国人相信他有决心地为了东北可以和俄国人大战一场。
“陆军是注定要被海军发射出去地一枚炮弹！”谭延和莫洛维耶夫俩人都能够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可是俄国的远东舰队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威胁武装的像刺猬的旅顺和威海卫两大军港，北洋海军就算打不过俄国远东海军，在军港里躲着照样会拖死远离基地的俄国远东舰队----归根结底俄国在远东没有部署足够的陆军，最关键的是没有可以支撑大量陆军驻扎和维持国内补给与战时紧急调兵的铁路。
作为对英国的补偿，谭延许诺俄国远东舰队不会前往上海过冬，在正在紧张施工中地胶州湾。在那里俄国人可以获得足够地泊位来让它的军舰过冬。不过这样的安排让俄国人也是非常的难堪----胶州湾正在变成旅顺和威海卫那样的海军要塞。在那里部署的大口径大炮和可以在港口内靠铁路自由移动的列车炮数量多得惊人，在潜在敌人地炮口下过冬，这使得俄国人地远东舰队也感到有些棘手，尤其这里还曾经埋葬过德国荣耀的海陆两军。
随着外交局面地打开，国内的局势愈发对谭延有利起来---南洋水师和广东水师在第二周萧轩海上船队到达之前便易帜，福建在潘敏的第七镇得到浙江之后，便向其投降，计划之外的福建轻松落入谭延的手中；而广东水师的反水让王之春失去了最后抵抗北洋陆军的本钱，他本来还要筹集军队来应付越来越嚣张的革命党起义军，在萧轩船队抵达之后。他干脆明智的选择了投降----张之洞发给王之春的一封劝降电报起了很大的作用。山西、陕西被第五镇所取得。现在正忙着剿匪和安定民心。到了起义后的第二十天，谭延所有的预定计划全部达到目标，江西、广西、云南、贵州这四个北洋没有顾得上的省份在随后的六天内陆续易帜归降北洋政府，一个月后新疆、甘肃、青海、三省也通电全国易帜，只剩下蒙古和西藏没有明确的表示归顺的态度，不过谭延对此并不着急，有这些省份已经足够自己施展的舞台。蒙古和西藏就算再牛也蹦不出他的手掌心。
在与俄国和英国打交道的阶段。谭延意识到这个时代什么都是假的，只有手中的实力和心中的决心才是真的。实力要人看得到，自己的意志和决心同样也要让对手感受的到，用最直接的方式让对方知道自己的意图，只要手中的实力够强，对方也唯有让步----毕竟现在的欧洲很热闹，谭延相信往后的欧洲会更热闹。
如果说谭延对新政权不满意的地方的话，并不是他手中的军事力量不足，也不是政府运作问题，而是他手中没有一个高效运作的外交部。尽管他在起义后亲自坐镇外交部来主持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但是一个优秀的大脑配在了一个全身瘫痪的病人身上，这个大脑就算再优秀，没有躯体和四肢的配合，这个人能够做的事情还是非常有限的----在英国的首相索尔兹伯里和大臣张伯伦分道扬镳各自向各自认为正确的方向做出外交努力的时候，谭延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欧洲的外交风云一日三变，而不能有任何举措。
索尔兹伯里和张伯伦在外交政策上虽然有很大的分歧，但是他们俩人无论走哪条道路。若是成功得手地话，那中国都将会成为其外交政策的牺牲品，甚至会让暂时安定下来的外交局面又变得更加复杂----原本被谭延踢出局外的国家会重新返回这个餐桌。谭延的外交政策非常简单，就是要破坏各国列强试图在中国的联合行动，至少他得到了美国和德国的支持，这也算是他地一项资本。。
在与英俄之间的外交危机解决后，谭延得到了更充足的练兵时间和布置全国政局的时间。萧轩在广东登陆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占据了整个广东省的精华---广州城，以他手中的兵力而言，他进攻也许有些不足，但是要说防守周边数省的军队就算齐集广州城也未必能够拿地下来。王之春将一个完整地广州城交给了萧轩，不过萧轩按照谭延的电报将目前所能控制区域的政务都交给了由王之春领导的临时政府----推翻满清朝廷未必这个王朝所有的官员都不用，思想比较开明，作风比较廉洁的官员，这样的官员还是非常受谭延的欢迎的。
至少直隶三省内部的官吏体系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这些北洋体系内地官员长时间接受各种考察。能力自然有高下，但是至少在廉政方面还是做地比较到位的。谭延不会去做光绪皇帝，启用康有为那样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人来管理地方，这些维新派的任用问题只是暂时搁置，就算要启用他们，他们也必须在基层一步步的来，根据能力来决定他们的升迁速度。
危机虽然过去，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谭延地布局基本实现，起义地时机虽然没有选择的非常好。只是谭延感到自己已经无法压抑住心中地怨愤。同时也是对日作战成果的最大化考虑。不过一切都还算正常，国内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斗，北洋就像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利刃，轻而易举的破开了所有纠缠的死结，埋葬了一个旧的王朝，建立起一个现在并不是很理想的新中国。
除了在长辛店、威海卫、胶州湾和小站正在训练的四镇北洋正规军之外，谭延将自己的亲军营彻底打散。在北京又训练了一镇新军----京畿卫戍师。谭延做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并非是崇尚武力的人，但生活在这个武力至上的时代。无论从国家还是他个人的角度，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训练更多的精锐部队是绝对有必要的。
京畿卫戍师就是谭延心目中的“模范师”，他为此重操旧业亲自来负责这个全国最精锐的作战师从兵源选拔到训练的全部过程----谭延是想让他的“亲卫营”扩大成“亲卫师”，让自己的身边有一支全天候可以随意调动的军队。可以想象在中国政治的心脏有这么一支完全忠于谭延的军队，这对过渡时期的政治体制而言将会意味着什么，至少谭延知道乱世用重典，只有他的存在才会让北洋团结起来成为一个拳头。
正如躁动之后的茫然一般，谭延发动的是一场没有思想的革命，甚至不是革命，他只是轻轻的将清王朝推翻开启了另外一个时代而已，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没有经历欧洲那样大革命前夕的启蒙思想运动，也就没有高涨的革命热情。谭延的武力和造反策略弥补了他在推翻清王朝时的民众基础的缺乏，同样也将革命的热情压制了起来，在老百姓看来这个江山不过是换了一个主子，即便是刚刚形成的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对此也没有对中国的变化有多少察觉，更多的是期待。
西藏和蒙古虽然没有表态加入新中国，不过谭延并没有放在心上，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自己的态度需要拳头的支持，只要拳头够坚硬则可以完全无视对方的任何抗议。西藏和蒙古不表态没有关系，谭延自信他可以凭借拳头来让那些农奴主和王爷们知道什么是服从。
新政权初创，尽管有沈静、陈飞、寇青、郭正等人的全力辅佐，新政府的架子算是搭建了起来，不过一切都显得非常简陋。按照中国传统的“有兵就有权”的理论，新政府地政令还无法下达到全国所有地区。尤其是云南、贵州、广西、江西四省，北洋的政令根本不予理会。政治上的潜规则让新政府也直接忽视掉了这四个省份，既然这四个省份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那中央财政也不会拨给他们一文钱，凭借新充实起来的国库，谭延正式于十一月一日成为中华共和国军政府总统，并于当日在北京天安门进行了一次比较简单的阅兵式----新政府就这样不是很引人注目的便成立了。
行政机构虽然简陋。但也许是正应了新政权地活力比清政府要强得多，谭延五年前在直隶三省建立的各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从去年开始便陆续的毕业，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被大量的充实到新的政府当中来。而谭延做为总统的第一号总统令白女士裁减全国所有的厘金哨卡，将全国地经济流通先激活起来，同时削减农业税百分之三十，地主地租必须削减百分之十。
谭延之所以这么快便开始发布行政命令，也是因为此时没有任何人对他形成行政制约。他地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按照他的设想。今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各地组建资政院的命令已经下发，各地的资政院会在明年陆续建立起来。直隶三省的资政院自然是延续北洋时代谭延的那套，对于资政院他最大的念头便是筑起一道反腐的城墙，最大限度地杜绝腐败，估计剩下来地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了。
资政院是把双刃剑，谭延需要它还要控制它的权力范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天津资政院的实践证明，这个机构在反腐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比谭延的私人密探机构运作更加有效更全面。除去反腐之外。谭延自认不是全知全能。中国那么大，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特殊情况，有资政院地存在可以在制订政令地时候起到很大的作用，当然这也给了很多人维护自己***利益地机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军队的价值就体现在这里了----虽然没有任何势力向谭延施压，不过按照谭延的设想和众多幕僚商议的结果。他给出了五年的军政时间。。
目前国家的状况是军政。这种状态肯定是不正常的，军人干政无论对统治者的利益如何。但无可否认的是军人统治国家肯定是一件不正确的状态。现在开了这个头，谭延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早就了留德士官系和他的北洋军集团，但是要想确保这个国家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还能够沿着正常的轨道运作下去，消除这种影响至少需要三十年----北洋集团陆军军官的年龄实在是太年轻了，最大的到现在还不满三十岁，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谭延现在撇开资政院强行执行他对国家经济的干预政策，通过削减土地租金，迫使大地主将财富向工业转移，抑制土地兼并，盘活国家的商业流通，同时也是让农民获得更多看得见的好处，以稳固自己的政权存在---谭延的北洋势力崛起速度快，它拥有无与伦比的破坏力量，和社会的富裕阶层瓜葛并不是很深，和普通百姓的距离更是比较远，处于一种不高不低的状态。
社会富裕阶层害怕北洋的破坏力量，面对枪杆子他们的选择唯有服从，只要谭延和他的军队团体一天不倒，这种恐惧就会实实在在的存在。社会富裕阶层是不会和谭延一条路走到底的，他只相信他亲手扶植起来的一些地方商人团体，但是光是讨好他们是不能满足政权的稳固需要，而谭延干脆便一边倒的讨好农民和社会的弱势群体，将他们的心笼络住，重新进行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分配。
即便会得罪某些利益团体，在“民心所向”之下，谭延的武力才会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收拾这些这些人跟碾死一只蚂蚁没有什么区别----北洋陆军士兵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农村，他们本身便是属于社会的弱势团体，一旦有事发生，谭延完全可以借助留德士官系来发动士兵，推此及彼，他将会成为屠夫和保护伞的双层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