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三五章、真正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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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滨江，不是任凭什么人都敢于跟市委书记叫板，敢于采取行动，敢于“败坏”罗家父子名声的，这样干的前提条件是，除了要有“不共戴天”这一矛盾点，还要有巨大财力作为长期争斗的支撑，二者缺一不可，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遭到毁灭性打击的胆量和心理准备。
这三点，任天辉恰恰具备。
众所周知，案发前任天辉与罗守道一家的恩怨已经剑拔弩张。《南方都市报》、《天朝青年报》和北京一家法制类大报虽然报道的都是赵小鬼儿的事，但明眼人谁都知道背后还是这个任天辉支撑。
结果是，两败俱伤。
市委书记虽说势大力沉，但任天辉也算是手眼通天，其后出现的北京媒体直接介入“任、罗企业产权之争”、罗家与媒体打官司惨败的现实，使罗家父子在滨江的声誉一落千丈。
一切麻烦皆显示任天辉对权力和对手的斗争是毫不动摇的。任天辉曾放出狠话：不搬倒盘踞滨江十几年的这杆“黑色大旗”誓不为人！
因此，案发伊始，警方就将其内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之一，明里调查罗守道的司机谭军力，暗中却开始进行调查任天辉。任天辉虽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又有特定的政治身份，但在失去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董事长权力回归无望的残酷情况下，此人极有可能采取不正当手段进行报复。或买凶杀人。这一点，也就是警方所说的犯罪动机。
上述这些材料，与赵小鬼儿在南关公安分局交待的情况相对照，刘海洋似乎在一瞬间看到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反倒使脑子里乱哄哄的。
案发后，把他秘密带到下面县里“保护”起来，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因其是**代表，对他讯问和展开正式调查要经过**常委会，比较麻烦。所以刘海洋一面向有关方面提请报告，一面将精力放在了研究谭军力、程贵阳和赵小鬼儿三个人身上。
当初分局审赵小鬼儿时施加肉刑的情况他是亲眼看到了的，而赵小鬼儿在交待中虽然最后死咬着自己“诽谤”罗守道父子的事跟任天辉无关，但刘海洋还是能够从中看出一些疑问。
当然，刘海洋并不想武断地判定他们就一定跟这起突发事件有关，只能在脑子里存疑。
无论怎么说，赵小鬼儿受了那么大罪，告状不成，他的战友大闹市政府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应该是有重大作案动机和受人指使行凶嫌疑的，他当过兵，符合“枪法”准确这个排查条件，又遭受过罗家父子的无情打击，案发后立即失踪，老婆孩子都跑得不知去向。现场目击者的证词，更加将其锁定在重大犯罪嫌疑人的位置上。
……
凌晨时分，各方汇总的情况并不乐观，刘海洋再次来到八楼技术中心。几名警官仍在电教资料室分开查看紫花池山庄的监控录像，重点是寻找谭军力、程贵阳和赵小鬼儿的身影，这是一件苦差事，一节一节地看，要把领导划定范围内的带子全部看完，并非易事，眼睛已经干涩浮肿。
支队长看了他们一眼，没说话，之前已经确认谭军力的宝马的确在下午出去过，时间是13：09分，回来时间是15：22分。随后又匆匆开出山庄，一小时后又返回。时间是15：29——16：22。另有六十几辆车一百五十余次进出记录及其人员得到排除。他们旁边的桌子上有人在同步核对出入大门的来访者姓名、性别、职务，被访问人姓名、别墅区域、号码、事由等情况。
手机响，刘海洋转身接听。
“等等，”这时背后有人说，“倒回去把刚才那段再放一遍。”
刘海洋对着听筒连续“嗯嗯”了几声后，关掉手机，回身注视着屏幕上的画面。可疑车辆就是这时进入了视线，刘海洋看到，一辆遮阳玻璃的丰田面包车到达后电动门已经自动开启，停也没停直接驶入山庄，值班室里的保安也无任何反应，随后大门关闭。时间显示是10：22分，由于树木遮掩，车一进山庄就不见了……
“这车是哪儿的？”
刘海洋望着几个警官问，希望他们能看出端倪，这也许是此刻最便捷有效也最省时获取线索的手段。大家摇头，回答不上来。
在另一组录像带中，发现丰田面包车后来一直停在22号别墅外，下来两个人，经过辨认，其中之一正是程贵阳，但另一个人并不是赵小鬼儿，这一点，几个见过赵小鬼儿的人都确认，刘海洋反复看了几次也点头。
由于车窗紧闭，看不清里面是否还有其他人。后来，案子破获后支队长还能十分清楚地回忆起那个情节，因为有一个令人惊奇的情景不仅证实了他此前对于作案人数的判断，同时也看到了一个细节，这一细节对于成功侦破市委书记灭门案至关重要。
事情太多，刘海洋已经下楼去了，得到最新报告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他显得焦头烂额，八楼的人先打电话，后跑下来亲自向他报告说，“支队长！支队长！……”
他们报告说，他们终于在监控录像上发现了新情况，“快上去看！”接下来的十几分钟，刘海洋亲眼看到了下面这样一个画面：暴风骤雨，电闪雷鸣，树影下一直停在22号别墅门前的那辆面包车突然跑下来一个人，冒雨冲进了别墅。录像并不清晰，然后是三个人出来上了面包车，经过核对，此车离开山庄的时间是15：02分。
奇怪的细节是，程贵阳三人在别墅里面呆了很长时间，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仅仅杀人，只几分钟就足够了。旁边核对的同志随后确认，这辆可疑面包车出入都没有在大门警卫室登记。
“立即叫人来辨认，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望着录像中反复播放的那辆车，保安后来解释说，开车的人是个大个子，很魁梧，市委干部，经常来山庄，跟罗书记关系特殊，所以印象深刻。罗书记关照过门岗保安，这个人随时随地可以来找他，不必登记和打电话询问。
他们只知道此人在市委工作，但姓什么，叫什么，他们一直感到很神秘，没敢问，每次来也从未进行正常登记，只要远远地一看见他，大门就迅速自动开启，因此警方前几次询问时，他们也没有想起来，即使想起来也不敢怀疑这个人。
车是下面一个县政府的车，交警牌照科说明了这一点。
通过调查，程贵阳过去工作的三源县政府小车队证实那天他们的一辆丰田面包车的确不在车库里，被副队长借出去了。
面对前往询问的刑警，副队长毛军承认，车借给了市委秘书程贵阳，早晨借走，下午大约五点送回。他指着录像中的面包车说就是这辆，又指着一个身穿白衬衣老板休闲裤的人说，“这个就是程科长。”
刘海洋心头一震，去跟局长汇报。很难想象，一名市委书记身边的人会最终成为这一重大事件的突出焦点。根据刘国权的指示，刘海洋立即部署对涉嫌犯罪的程贵阳进行正式调查。
调查核实的结果看得人唇寒齿冷，即使是局长和支队长亦不例外。边看，刘海洋边试着与在别墅现场看到的那些血腥场面跟这个程贵阳对号入座，但是，这无疑非常困难。
一切都在围绕着案件高效运行。
在天朝，应该说几乎没有破不了的案件，只要领导“高度重视”，无论多么疑难重大的案件最终都会在限定的时间水落石出。问题仅仅在于重视程度。当然，并非所有“命案”都能够破获，比如无名尸、比如老百姓……。
尽管时间已经是凌晨，但是领导一个电话过去，刘海洋希望看到的东西很快就陆续被市委机关的人送达了。现在，放下任天辉、谭军力的档案材料，他面前已经摆上了两张照片，两份简历和相关档案袋。支队长先看有关人员匆匆忙忙写的说明文字。
程贵阳，男，汉族，现年38岁，离异，有一女儿在国外读书，他本人现居滨江市委家属区。此人不苟言笑，头脑清醒，上过战场，文字出众。当过兵，立过功，有胆量，枪法准，复员后当过工人、县委秘书、常务秘书、办公室副主任。后来跟随罗守道书记从县委到市委，一直做秘书工作（副局）。
支队长把照片拿在手里，仔细端详着：这是一个刚刚穿上军装的八十年代的年轻士兵。档案显示：程贵阳，原籍滨江市，生于文-革年代的一九六八年。程贵阳的简历向刘海洋透露的时代背景是：一九八六年，中越自卫反击战正处于拉锯、胶着状态，举国上下一批热血青年纷纷响应号召入伍参战，从照片上那张稚气未退的笑脸和名字也可以看出当时程贵阳的一腔豪情和父母对自己儿子寄予的某种厚望。
调查说：据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介绍，程贵阳九二年复员后被安排在一家企业工作，由于文笔不错，发表过军事题材小说，很快就被借调到县文化馆搞文学创作辅导。
一九九三年底，罗守道当上县委书记后对综合科的笔杆子们不甚满意，相中已是文化馆副馆长兼创作部主任的程贵阳（大集体工人，非干部），后来由于县委书记亲自提出的人选，调入县委办的事一路绿灯，程贵阳几乎没用自己跑一步路，盖一个章，就成为罗书记的贴身秘书，并很快给予了副科级待遇，录用为国家聘任制干部。
因科长空缺，其主持综合科工作。一年后正式提为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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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滨江，不是任凭什么人都敢于跟市委书记叫板，敢于采取行动，敢于“败坏”罗家父子名声的，这样干的前提条件是，除了要有“不共戴天”这一矛盾点，还要有巨大财力作为长期争斗的支撑，二者缺一不可，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遭到毁灭性打击的胆量和心理准备。
这三点，任天辉恰恰具备。
众所周知，案发前任天辉与罗守道一家的恩怨已经剑拔弩张。《南方都市报》、《天朝青年报》和北京一家法制类大报虽然报道的都是赵小鬼儿的事，但明眼人谁都知道背后还是这个任天辉支撑。
结果是，两败俱伤。
市委书记虽说势大力沉，但任天辉也算是手眼通天，其后出现的北京媒体直接介入“任、罗企业产权之争”、罗家与媒体打官司惨败的现实，使罗家父子在滨江的声誉一落千丈。
一切麻烦皆显示任天辉对权力和对手的斗争是毫不动摇的。任天辉曾放出狠话：不搬倒盘踞滨江十几年的这杆“黑色大旗”誓不为人！
因此，案发伊始，警方就将其内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之一，明里调查罗守道的司机谭军力，暗中却开始进行调查任天辉。任天辉虽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又有特定的政治身份，但在失去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董事长权力回归无望的残酷情况下，此人极有可能采取不正当手段进行报复。或买凶杀人。这一点，也就是警方所说的犯罪动机。
上述这些材料，与赵小鬼儿在南关公安分局交待的情况相对照，刘海洋似乎在一瞬间看到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反倒使脑子里乱哄哄的。
案发后，把他秘密带到下面县里“保护”起来，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因其是**代表，对他讯问和展开正式调查要经过**常委会，比较麻烦。所以刘海洋一面向有关方面提请报告，一面将精力放在了研究谭军力、程贵阳和赵小鬼儿三个人身上。
当初分局审赵小鬼儿时施加肉刑的情况他是亲眼看到了的，而赵小鬼儿在交待中虽然最后死咬着自己“诽谤”罗守道父子的事跟任天辉无关，但刘海洋还是能够从中看出一些疑问。
当然，刘海洋并不想武断地判定他们就一定跟这起突发事件有关，只能在脑子里存疑。
无论怎么说，赵小鬼儿受了那么大罪，告状不成，他的战友大闹市政府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应该是有重大作案动机和受人指使行凶嫌疑的，他当过兵，符合“枪法”准确这个排查条件，又遭受过罗家父子的无情打击，案发后立即失踪，老婆孩子都跑得不知去向。现场目击者的证词，更加将其锁定在重大犯罪嫌疑人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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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时分，各方汇总的情况并不乐观，刘海洋再次来到八楼技术中心。几名警官仍在电教资料室分开查看紫花池山庄的监控录像，重点是寻找谭军力、程贵阳和赵小鬼儿的身影，这是一件苦差事，一节一节地看，要把领导划定范围内的带子全部看完，并非易事，眼睛已经干涩浮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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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洋望着几个警官问，希望他们能看出端倪，这也许是此刻最便捷有效也最省时获取线索的手段。大家摇头，回答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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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报告说，他们终于在监控录像上发现了新情况，“快上去看！”接下来的十几分钟，刘海洋亲眼看到了下面这样一个画面：暴风骤雨，电闪雷鸣，树影下一直停在22号别墅门前的那辆面包车突然跑下来一个人，冒雨冲进了别墅。录像并不清晰，然后是三个人出来上了面包车，经过核对，此车离开山庄的时间是15：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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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队长把照片拿在手里，仔细端详着：这是一个刚刚穿上军装的八十年代的年轻士兵。档案显示：程贵阳，原籍滨江市，生于文-革年代的一九六八年。程贵阳的简历向刘海洋透露的时代背景是：一九八六年，中越自卫反击战正处于拉锯、胶着状态，举国上下一批热血青年纷纷响应号召入伍参战，从照片上那张稚气未退的笑脸和名字也可以看出当时程贵阳的一腔豪情和父母对自己儿子寄予的某种厚望。
调查说：据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介绍，程贵阳九二年复员后被安排在一家企业工作，由于文笔不错，发表过军事题材小说，很快就被借调到县文化馆搞文学创作辅导。
一九九三年底，罗守道当上县委书记后对综合科的笔杆子们不甚满意，相中已是文化馆副馆长兼创作部主任的程贵阳（大集体工人，非干部），后来由于县委书记亲自提出的人选，调入县委办的事一路绿灯，程贵阳几乎没用自己跑一步路，盖一个章，就成为罗书记的贴身秘书，并很快给予了副科级待遇，录用为国家聘任制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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