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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人物——以刘邦和朱元璋为例
一、 中国史学缺少活生生的“传”
在谈刘邦、朱元璋之前，我想先交代史学上重要的“人物传记”问题。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是很发达的，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史学系统有我们那么长，那么完整。二十四史有纪、传、表、志四个部分：纪，是一个划年代的表；志，是专门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来讲一些事；传，是依据历史人物的事迹来反映一个时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传，人物传记在中国史学占很重要的位置。但到了近代，人物传记非常稀少，而且能读的好传记更少，其原因何在？
中国史学里的传记，早在《春秋》和《左传》中就可见到。它们在叙事中插入人物描写，尤其《左传》里的人物，写得活灵活现，有些是呼之欲出。《左传》的姐妹篇《国语》，其作者好像就在床底下听话似的，人家半夜里的谈话他都知道。但中国史学并没有因此形成一个独立的传记体裁。
《左传》和《春秋》关系密不可分。《春秋》最注重人物的褒贬，也就是评定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在中国的道德标准、道德系统中，此人物究竟是好是坏。这一特定的功能，为史学的传记造成很大的困扰，使中国文化中多了一种刻板印象。用今天的话讲，人不再是个“人”，人是个脸谱，就像京戏里的脸谱。看戏台上的脸谱，忠奸分明，关公是红脸，曹操是白脸，蒋干是个小花脸，诸如此类。褒贬使得《春秋》的《谷粱传》、《公羊传》，把许多本来不是褒贬的句子，解释为褒贬，甚至做诛心之论。某人并没有那个动机，但《谷粱传》、《公羊传》给它一个动机，再在动机上判定此人在历史上做了或对或错的事。一言之褒，给他一个奖章跟光荣；一言之贬，把他抓到包公的虎头铡、龙头铡上铡一刀。中国史学，不仅拿历史当镜鉴，还把它当作裁判。在中国史学传统内，历史学家是永恒的裁判者，其裁判可永远流传。历史学家有做判断的使命，而且这个判断是依据个人的主观做出来的。
这套做法，到司马迁有一点改变。司马迁写《史记》，不仅是写文化的通史，还要写当时那个时代他一生所体会的事情。《史记》里写了许多非常逼真的人物和他们的性格，从中可看到极好的人物描述，如项羽在垓下之围，眼睛一瞪，大吼一声，“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明明是夸张叙事，人可以倒退几里路，但马绝对不行，非摔跤不可，可是经司马迁这么一写，活灵活现。
另一方面，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依他的判断把人物归为一类一类，刺客是刺客传，游侠是游侠传，做买卖的是货殖传，打仗打得好的是一种传，打得不好的是一种传。同样是做官，有一类官是循吏，有一类官是酷吏。这种分类法，叫类传或列传，不是一个人的传，而是一堆人的传。司马迁开创了二十四史的重要传统，二十四史的列传比个人传要多得多。同时，司马迁的传里常有他的评语——“太史公曰”，后来的二十四史也有赞。这个赞，不一定是赞美，是评语的意思。有评语，就等于断定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价值、地位。也就是说，太史公写当时的事，继承了《春秋》的褒贬，其归类的办法也与中国政治上的谥法有相当大的关系。从周代开始，除了头两个王，每一个王死后，大臣们以其一辈子的所作所为，公决给他一个周什么王，如定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等。谥法和褒贬是分不开的，分类传统和褒贬传统也有互通之处。于是，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都定性了，一类一类，不再是活泼泼的人，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刻板印象。整个二十四史，只有在《史记》和一部分《三国志》里，能看见活泼泼的人，原因是什么？因为事后修史。司马迁修的是当时史，将当时的所见所闻，直接的印象和听闻写下来，这和隔一个朝代、几个皇帝才修史，引用官书资料或收集民间资料拼凑起来是不一样的。今天，因受到中国传统的束缚，很难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传。
文学和传记合并起来，叫“文学传记”或“传记文学”，在那里才看得到接近“活人”的传。台湾有一个杂志叫《传记文学》，凭心而说，几十年《传记文学》里所收的文章，真正把人物写活的很少很少，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把史学的人物传记传统充分建立起来。
二、西方史学更注重私秘材料
倒过来看西方史学。西方史学，论发达和漫长的延续都不如中国史学，但在传记方面，西方史学有几个重要贡献，断断续续地留下了一些传统。希腊的公共生活是靠讲演来表现，因而修昔底德(Thucydides)写的希腊古代历史，是把当时当地的长篇讲演记录下来，在没有录音机、录音笔，也没有照相机的时代，这种文辞的表现把讲演的风采活生生地记录了下来。罗马的普罗塔克(Plutarch)，把他认为自古到当时重要的英雄都记录了下来，他部分接受了《荷马史诗》中对特洛伊英雄的描述特色，对人物的身体特征花很大力气去描述。反观中国史书，对人物身体特征的描述就不太像“人”，例如：夏禹重瞳，我问过眼科医生，眼科医生说这是白内障；刘邦隆准高鼻，中国人鼻子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孔子头上扁下去，中间凸一块，可能难产的后果。中国史学家对人物physical condi tion (体貌特征)的真正面貌，描写很少。如果叫中国史学家形容我，他们不忍心用太坏的字眼，但事实上我的外形是很糟糕的。
西方史学这种对人物的描述，到晚近有大转变。心理学家Erik
Erikson的两部名著，一部是写马丁?路德，一部是写甘地，都写得活灵活现。Erik Erikson不只写了上述两本书，但这两部书写得确实非常精彩。Erik Erikson是心理学医生，他用心理学家的方式来分析人物，描写的不是physical feature
(体貌特征)，而是内心。他特别重视人从不认识自己到认识自己的过程——慢慢进入社会、小学，和其他人来往。他接受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人到十四五岁的春情发动期，此时期性的问题对人的性格形成有很重要的影响。他根据观察，认为认同危机对人的性格有很大改变，而性格影响行为，行为也影响性格。
从Erik Erikson以来，西文的传记文学非常盛行，也确实写得非常好。我们发现写得好的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专业写传记的，比如美国Barbara
Tucker写的传记，把人物写得非常生动。这些西方的传记文学家、史学家，多多少少有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大量引用私秘文件：日记、书信、谈话、访问、邻居及亲戚朋友的记载，其中最重要的私秘文件是书信。近代西方史学传记上的篇幅，远超过中国历史中传记所占的比例。西方史学传记所占的位置，甚至与典章制度、事件鼎足而立。典章制度和事件，大都被史学家写成专篇论文，但一般人看历史，无法看专篇论文，要靠历史人物传记作为理解历史的角度。也就是说，一般老百姓的历史理解，是从传记中得来的。假如今天没有金庸，很多人不知道中国西南角上曾经有个大理国；很多人不能理解宋朝不是一统天下，而是5个国家同时并存。
三、重友情、薄亲情成就了刘邦的伟业
拿西洋的传记传统和中国比较，我要说的是：中国的纪、传、表、志实际上已经终结，我们已转向西方的传统。西方史学传统以人为主角，并解释历史人物为何有如此的作为。今天我挑了两个历史人物作为例证，一是刘邦，一是朱元璋。我挑刘邦，因为太史公留下了生动的描述，以致我们对刘邦的生平、性格、家世、经历，要比别的皇帝清楚得多。朱元璋为他自己留下了记录，他对做皇帝以前的家世、经历，有不避嫌、不避讳且相当真实的阐述。两份资料，虽不能和西方传记的私秘文件相比，但仍可用。刘邦、朱元璋两人，创造了朝代，影响了朝代的作风，我觉得拿这两个人来比较，可以看出一些东西。
从历史看人物——以刘邦和朱元璋为例
一、 中国史学缺少活生生的“传”
在谈刘邦、朱元璋之前，我想先交代史学上重要的“人物传记”问题。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是很发达的，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史学系统有我们那么长，那么完整。二十四史有纪、传、表、志四个部分：纪，是一个划年代的表；志，是专门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来讲一些事；传，是依据历史人物的事迹来反映一个时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传，人物传记在中国史学占很重要的位置。但到了近代，人物传记非常稀少，而且能读的好传记更少，其原因何在？
中国史学里的传记，早在《春秋》和《左传》中就可见到。它们在叙事中插入人物描写，尤其《左传》里的人物，写得活灵活现，有些是呼之欲出。《左传》的姐妹篇《国语》，其作者好像就在床底下听话似的，人家半夜里的谈话他都知道。但中国史学并没有因此形成一个独立的传记体裁。
《左传》和《春秋》关系密不可分。《春秋》最注重人物的褒贬，也就是评定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在中国的道德标准、道德系统中，此人物究竟是好是坏。这一特定的功能，为史学的传记造成很大的困扰，使中国文化中多了一种刻板印象。用今天的话讲，人不再是个“人”，人是个脸谱，就像京戏里的脸谱。看戏台上的脸谱，忠奸分明，关公是红脸，曹操是白脸，蒋干是个小花脸，诸如此类。褒贬使得《春秋》的《谷粱传》、《公羊传》，把许多本来不是褒贬的句子，解释为褒贬，甚至做诛心之论。某人并没有那个动机，但《谷粱传》、《公羊传》给它一个动机，再在动机上判定此人在历史上做了或对或错的事。一言之褒，给他一个奖章跟光荣；一言之贬，把他抓到包公的虎头铡、龙头铡上铡一刀。中国史学，不仅拿历史当镜鉴，还把它当作裁判。在中国史学传统内，历史学家是永恒的裁判者，其裁判可永远流传。历史学家有做判断的使命，而且这个判断是依据个人的主观做出来的。
这套做法，到司马迁有一点改变。司马迁写《史记》，不仅是写文化的通史，还要写当时那个时代他一生所体会的事情。《史记》里写了许多非常逼真的人物和他们的性格，从中可看到极好的人物描述，如项羽在垓下之围，眼睛一瞪，大吼一声，“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明明是夸张叙事，人可以倒退几里路，但马绝对不行，非摔跤不可，可是经司马迁这么一写，活灵活现。
另一方面，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依他的判断把人物归为一类一类，刺客是刺客传，游侠是游侠传，做买卖的是货殖传，打仗打得好的是一种传，打得不好的是一种传。同样是做官，有一类官是循吏，有一类官是酷吏。这种分类法，叫类传或列传，不是一个人的传，而是一堆人的传。司马迁开创了二十四史的重要传统，二十四史的列传比个人传要多得多。同时，司马迁的传里常有他的评语——“太史公曰”，后来的二十四史也有赞。这个赞，不一定是赞美，是评语的意思。有评语，就等于断定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价值、地位。也就是说，太史公写当时的事，继承了《春秋》的褒贬，其归类的办法也与中国政治上的谥法有相当大的关系。从周代开始，除了头两个王，每一个王死后，大臣们以其一辈子的所作所为，公决给他一个周什么王，如定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等。谥法和褒贬是分不开的，分类传统和褒贬传统也有互通之处。于是，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都定性了，一类一类，不再是活泼泼的人，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刻板印象。整个二十四史，只有在《史记》和一部分《三国志》里，能看见活泼泼的人，原因是什么？因为事后修史。司马迁修的是当时史，将当时的所见所闻，直接的印象和听闻写下来，这和隔一个朝代、几个皇帝才修史，引用官书资料或收集民间资料拼凑起来是不一样的。今天，因受到中国传统的束缚，很难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传。
文学和传记合并起来，叫“文学传记”或“传记文学”，在那里才看得到接近“活人”的传。台湾有一个杂志叫《传记文学》，凭心而说，几十年《传记文学》里所收的文章，真正把人物写活的很少很少，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把史学的人物传记传统充分建立起来。
二、西方史学更注重私秘材料
倒过来看西方史学。西方史学，论发达和漫长的延续都不如中国史学，但在传记方面，西方史学有几个重要贡献，断断续续地留下了一些传统。希腊的公共生活是靠讲演来表现，因而修昔底德(Thucydides)写的希腊古代历史，是把当时当地的长篇讲演记录下来，在没有录音机、录音笔，也没有照相机的时代，这种文辞的表现把讲演的风采活生生地记录了下来。罗马的普罗塔克(Plutarch)，把他认为自古到当时重要的英雄都记录了下来，他部分接受了《荷马史诗》中对特洛伊英雄的描述特色，对人物的身体特征花很大力气去描述。反观中国史书，对人物身体特征的描述就不太像“人”，例如：夏禹重瞳，我问过眼科医生，眼科医生说这是白内障；刘邦隆准高鼻，中国人鼻子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孔子头上扁下去，中间凸一块，可能难产的后果。中国史学家对人物physical condi tion (体貌特征)的真正面貌，描写很少。如果叫中国史学家形容我，他们不忍心用太坏的字眼，但事实上我的外形是很糟糕的。
西方史学这种对人物的描述，到晚近有大转变。心理学家Erik
Erikson的两部名著，一部是写马丁?路德，一部是写甘地，都写得活灵活现。Erik Erikson不只写了上述两本书，但这两部书写得确实非常精彩。Erik Erikson是心理学医生，他用心理学家的方式来分析人物，描写的不是physical feature
(体貌特征)，而是内心。他特别重视人从不认识自己到认识自己的过程——慢慢进入社会、小学，和其他人来往。他接受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人到十四五岁的春情发动期，此时期性的问题对人的性格形成有很重要的影响。他根据观察，认为认同危机对人的性格有很大改变，而性格影响行为，行为也影响性格。
从Erik Erikson以来，西文的传记文学非常盛行，也确实写得非常好。我们发现写得好的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专业写传记的，比如美国Barbara
Tucker写的传记，把人物写得非常生动。这些西方的传记文学家、史学家，多多少少有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大量引用私秘文件：日记、书信、谈话、访问、邻居及亲戚朋友的记载，其中最重要的私秘文件是书信。近代西方史学传记上的篇幅，远超过中国历史中传记所占的比例。西方史学传记所占的位置，甚至与典章制度、事件鼎足而立。典章制度和事件，大都被史学家写成专篇论文，但一般人看历史，无法看专篇论文，要靠历史人物传记作为理解历史的角度。也就是说，一般老百姓的历史理解，是从传记中得来的。假如今天没有金庸，很多人不知道中国西南角上曾经有个大理国；很多人不能理解宋朝不是一统天下，而是5个国家同时并存。
三、重友情、薄亲情成就了刘邦的伟业
拿西洋的传记传统和中国比较，我要说的是：中国的纪、传、表、志实际上已经终结，我们已转向西方的传统。西方史学传统以人为主角，并解释历史人物为何有如此的作为。今天我挑了两个历史人物作为例证，一是刘邦，一是朱元璋。我挑刘邦，因为太史公留下了生动的描述，以致我们对刘邦的生平、性格、家世、经历，要比别的皇帝清楚得多。朱元璋为他自己留下了记录，他对做皇帝以前的家世、经历，有不避嫌、不避讳且相当真实的阐述。两份资料，虽不能和西方传记的私秘文件相比，但仍可用。刘邦、朱元璋两人，创造了朝代，影响了朝代的作风，我觉得拿这两个人来比较，可以看出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