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啤酒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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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一回到他们那里，鲁登道夫就来到了。他对希特勒把他蒙在鼓里随便摆弄很是生气，对让希特勒而非鲁登道夫担任德国独裁者，以及让他指挥根本不存在的军队的这种分配怒不可遏。但是他控制住自己，他说，这是—件国家大事，他只能奉劝别人予以合作。希特勒补充说：“我们不能再回头了，我们的行动已经载人世界历史的篇章。”洛索夫后来否认他普经回答说的话：“我将把阁下的愿望作为命令。”但是鲁登道夫的干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卡尔仍然表示异议的时候，希特勒就使用了他的一切魔力。他说：“倘若阁下允许的话，我将立刻驱车去晋见陛下(巴伐利亚王太子卢伯莱希特)，并告诉他：德国人民已经起来了，并且弥补了陛下先父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听了这番话，甚至卡尔也投降了，同意合作并担任国王的代表。他们达到了表面上的团结一致，全体列队回到大厅。当听众跳上了座位热烈欢呼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在讲台上讲了简短的话，宣誓效忠，并互相握手。希《 特勒喜不自胜，感到宽慰，激动地说：“我就要履行我五年前在军事医院暂时双目失明时所立下的誓言：要不倦不休地努力奋斗，直到十一月罪人政府被报翻，直到在今天德国的悲惨废墟上再次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自由的光荣的德国。”他一结束讲话，整个会场就爆发出“德国高于一切”的口号声。
11月9日早上11点多的时候——那天正好是1919年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国国庆日——三千名希特勒的党徒又重新聚集在啤酒馆外面。不受约束的队伍在希特勒、戈林和著名的恩里克·鲁登道夫将军的带领下朝慕尼黑市中心进发。他们在路上碰到了警察的阻拦，戈林从人群中跳出来，威胁要杀死头一天晚上控制的人质。警察们只好让开道路，让他们继续前进。但是当他们正准备从狭窄的街道到慕尼黑宽敞的歌剧院广场集合时，他们又一次地遇到了警察的阻拦。“别开枪!”一个希特勒的保镖叫道，“尊敬的鲁登道夫将军阁下来了!”希特勒大肆挥舞着他手中的左轮手枪，不停地叫嚷着“投降!投降!”至今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但就是这声枪响之后，双方枪弹齐发。戈林的大腿和小腿都中了弹。希特勒把身体紧紧贴着人行道，他没有受伤。未来的第三帝国总理是第一个飞奔逃命的人。当游行队伍走近警察的封锁线的时候，他原来用左臂挽着施勃纳—里希特勒的右臂的，后者倒地的时候把希特勒也拉了下去。可能希特勒以为自己受了伤，他感到一阵剧痛，后来才发现是肩膀脱了臼。但是事实仍旧是，据当时也参加游行的他自己党内的追随者瓦尔特·舒尔兹医生的证词(并且得到其他证人的证明)，希特勒“是第一个跳起来向后跑的人”，把他那些躺在街上的死伤同伙抛下不顾。他登上一辆候在附近的汽车，马上开向汉夫施丹格尔在鸟芬的乡间别墅，在那里，他得到普茨的妻子和妹妹的护理，也就是在那里，两天以后，他被捕了。在这场冲突中，16名纳粹分子和3名警察被打死。
巴伐利亚的政要当晚正在这里集会。但政变最终失败，希特勒被被捕，魏玛共和国政府捣破纳粹党的总部，并查封了党报《人民观察者》。
啤酒馆政变失败之后，纳粹党被勒令解散，其领袖们有的被捕，有的叛变，有的逃亡国外，纳粹运动陷于低潮。
仅一天之后，啤酒馆政变的消息就传到了埃森市，林威在和父母吃午饭的时候得知了这个消息，古斯塔夫和贝尔塔对此并没有什么过多的关心，这几年德国已经不知道发生过多少起*了。林威却知道希特勒绝不是那些只是风云一时的人物，但林威却告诉自己一定不要着急，现在还不是时候，林威在等。
林威在等，希特勒也在等，希特勒是个脑子机灵而且惯于投机的人。他看到，他受审不仅不会断送他的前程，反而能为他提供一个新的讲坛；他不仅能够在这个讲坛上败坏把他逮捕起来的巴伐利亚军政当局的名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能够第一次使自己名震巴伐利亚一邦之外，而传到整个德国，乃至全世界。他完全知道，除了德国各大报以外，世界各国的报纸都派了记者前来慕尼黑采访这次审判。
林威告诉古斯塔夫他会去慕尼黑斯达克家去看望自己的同学，古斯塔夫虽然不知道林威老远的跑到慕尼黑干什么，但是还是同意林威的慕尼黑之行。林威随即从埃森市赶到了慕尼黑，并在斯达克家族住了下来，1924年2月26日，全慕尼黑甚至全巴伐利亚联邦都关注住这一天，林威也早早赶到了慕尼黑等待特别法庭对希特勒的审判。
虽然鲁登道夫是被告席上十个囚徒中最有名望的人，但是希特勒马上使得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他自始至终成了法庭内注意的中心。希特勒的第一次发言花了四个小时，而希特勒却面对着法官和世界报界的代表，傲然声称：对于政变”我一个人负全部责任。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成了罪犯。如果我今天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站在这里，我是一个反对革命的革命者，反对1918年的卖国贼，是根本谈不上叛国罪的”。
如果是叛国罪的话，那么领导巴伐利亚的政府、军队和警察的三个人，同他一起共谋反对全国共和政府的三个人也一样有罪，也应该同他一起站在被告席上，而不应该作为主要控告者站在证人席上。希特勒说：”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的目标与我们相同－－推翻全国政府……如果我们的事业确是叛国的话，那么在整个时期，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也必然一直同我们在一起叛国，因为在这些星期里，我们所谈论的除了我们目前因之受审的目标以外，别无其他。”希特勒非常狡猾地把形势倒转了过来，使做贼心虚、坐立不安的巴伐利亚三巨头处在不利地位。
这三个人很难否认这一点，因为这是实际情况。面对着希特勒的挑战，卡尔和赛塞尔沉默不言，只有洛索夫将军昂然为自己辩护。”我不是个亡命之徒，”他对法庭说，”我在邦政府里占有很高的地位。”这位将军对这个以前的下士、这个在狂妄的野心驱使下竟想牵着陆军和邦头目的鼻子走的失意政客的全部轻蔑，都发泄了出来。他说，这个寡廉鲜耻的煽动家的野心发展得多快，没有多少日子以前，他还表示愿意在爱国运动中仅仅充当一名”鼓手”呢!
仅仅充当一名鼓手?希特勒知道如何回答：”小人的眼界是多么狭窄!请相信我，我认为谋得一个部长官职并不是什么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我认为以部长身分载入历史，并不是值得一个伟大人物努力争取的事。假使真如此，你很有同其他部长葬在一起的危险。我的目标从一开始起就比做部长高出1000倍。我要做马克思主义的摧毁者。我要完成这个任务，一旦我完成了这个任务，部长头衔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荒唐的称号罢了。”
希特勒滔滔不绝，口如利剑，他援引了音乐家瓦格纳的例子。”当我第一次站在理查德·瓦格纳的墓前时，我对他不禁肃然起敬，因为他不许墓碑上刻写‘枢密顾问、音乐指导理查德·冯·瓦格纳男爵阁下之墓‘。我尊敬他，因为他和德国历史上许多别的人一样，曾对历史作出了贡献而不愿享有任何头衔。我在那些日子里愿意充当一名鼓手并不是出于谦虚。这是最高的愿望－－其余都是不足道的。”
别人攻击他想要从一名鼓手一跃而成为一个独裁者。他并不想否认。希特勒说：”天生要做独裁者的人不是被迫的。他的愿望就是如此。他不是被别人驱使向前的，而是自己驱使自己向前的。这并没有什么骄傲自大的地方。难道一个努力从事繁重劳动的工人是骄傲的吗?难道一个有思想家的大脑，日夜思考，为世界发明创造的人是自大的吗?凡是觉得自己有天赋义务治理一国人民的人没有权利这么说，‘如蒙召唤，我愿从命。‘不!应该责无旁贷地站出来。”
希特勒一回到他们那里，鲁登道夫就来到了。他对希特勒把他蒙在鼓里随便摆弄很是生气，对让希特勒而非鲁登道夫担任德国独裁者，以及让他指挥根本不存在的军队的这种分配怒不可遏。但是他控制住自己，他说，这是—件国家大事，他只能奉劝别人予以合作。希特勒补充说：“我们不能再回头了，我们的行动已经载人世界历史的篇章。”洛索夫后来否认他普经回答说的话：“我将把阁下的愿望作为命令。”但是鲁登道夫的干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卡尔仍然表示异议的时候，希特勒就使用了他的一切魔力。他说：“倘若阁下允许的话，我将立刻驱车去晋见陛下(巴伐利亚王太子卢伯莱希特)，并告诉他：德国人民已经起来了，并且弥补了陛下先父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听了这番话，甚至卡尔也投降了，同意合作并担任国王的代表。他们达到了表面上的团结一致，全体列队回到大厅。当听众跳上了座位热烈欢呼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在讲台上讲了简短的话，宣誓效忠，并互相握手。希《 特勒喜不自胜，感到宽慰，激动地说：“我就要履行我五年前在军事医院暂时双目失明时所立下的誓言：要不倦不休地努力奋斗，直到十一月罪人政府被报翻，直到在今天德国的悲惨废墟上再次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自由的光荣的德国。”他一结束讲话，整个会场就爆发出“德国高于一切”的口号声。
11月9日早上11点多的时候——那天正好是1919年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国国庆日——三千名希特勒的党徒又重新聚集在啤酒馆外面。不受约束的队伍在希特勒、戈林和著名的恩里克·鲁登道夫将军的带领下朝慕尼黑市中心进发。他们在路上碰到了警察的阻拦，戈林从人群中跳出来，威胁要杀死头一天晚上控制的人质。警察们只好让开道路，让他们继续前进。但是当他们正准备从狭窄的街道到慕尼黑宽敞的歌剧院广场集合时，他们又一次地遇到了警察的阻拦。“别开枪!”一个希特勒的保镖叫道，“尊敬的鲁登道夫将军阁下来了!”希特勒大肆挥舞着他手中的左轮手枪，不停地叫嚷着“投降!投降!”至今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但就是这声枪响之后，双方枪弹齐发。戈林的大腿和小腿都中了弹。希特勒把身体紧紧贴着人行道，他没有受伤。未来的第三帝国总理是第一个飞奔逃命的人。当游行队伍走近警察的封锁线的时候，他原来用左臂挽着施勃纳—里希特勒的右臂的，后者倒地的时候把希特勒也拉了下去。可能希特勒以为自己受了伤，他感到一阵剧痛，后来才发现是肩膀脱了臼。但是事实仍旧是，据当时也参加游行的他自己党内的追随者瓦尔特·舒尔兹医生的证词(并且得到其他证人的证明)，希特勒“是第一个跳起来向后跑的人”，把他那些躺在街上的死伤同伙抛下不顾。他登上一辆候在附近的汽车，马上开向汉夫施丹格尔在鸟芬的乡间别墅，在那里，他得到普茨的妻子和妹妹的护理，也就是在那里，两天以后，他被捕了。在这场冲突中，16名纳粹分子和3名警察被打死。
巴伐利亚的政要当晚正在这里集会。但政变最终失败，希特勒被被捕，魏玛共和国政府捣破纳粹党的总部，并查封了党报《人民观察者》。
啤酒馆政变失败之后，纳粹党被勒令解散，其领袖们有的被捕，有的叛变，有的逃亡国外，纳粹运动陷于低潮。
仅一天之后，啤酒馆政变的消息就传到了埃森市，林威在和父母吃午饭的时候得知了这个消息，古斯塔夫和贝尔塔对此并没有什么过多的关心，这几年德国已经不知道发生过多少起*了。林威却知道希特勒绝不是那些只是风云一时的人物，但林威却告诉自己一定不要着急，现在还不是时候，林威在等。
林威在等，希特勒也在等，希特勒是个脑子机灵而且惯于投机的人。他看到，他受审不仅不会断送他的前程，反而能为他提供一个新的讲坛；他不仅能够在这个讲坛上败坏把他逮捕起来的巴伐利亚军政当局的名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能够第一次使自己名震巴伐利亚一邦之外，而传到整个德国，乃至全世界。他完全知道，除了德国各大报以外，世界各国的报纸都派了记者前来慕尼黑采访这次审判。
林威告诉古斯塔夫他会去慕尼黑斯达克家去看望自己的同学，古斯塔夫虽然不知道林威老远的跑到慕尼黑干什么，但是还是同意林威的慕尼黑之行。林威随即从埃森市赶到了慕尼黑，并在斯达克家族住了下来，1924年2月26日，全慕尼黑甚至全巴伐利亚联邦都关注住这一天，林威也早早赶到了慕尼黑等待特别法庭对希特勒的审判。
虽然鲁登道夫是被告席上十个囚徒中最有名望的人，但是希特勒马上使得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他自始至终成了法庭内注意的中心。希特勒的第一次发言花了四个小时，而希特勒却面对着法官和世界报界的代表，傲然声称：对于政变”我一个人负全部责任。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成了罪犯。如果我今天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站在这里，我是一个反对革命的革命者，反对1918年的卖国贼，是根本谈不上叛国罪的”。
如果是叛国罪的话，那么领导巴伐利亚的政府、军队和警察的三个人，同他一起共谋反对全国共和政府的三个人也一样有罪，也应该同他一起站在被告席上，而不应该作为主要控告者站在证人席上。希特勒说：”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的目标与我们相同－－推翻全国政府……如果我们的事业确是叛国的话，那么在整个时期，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也必然一直同我们在一起叛国，因为在这些星期里，我们所谈论的除了我们目前因之受审的目标以外，别无其他。”希特勒非常狡猾地把形势倒转了过来，使做贼心虚、坐立不安的巴伐利亚三巨头处在不利地位。
这三个人很难否认这一点，因为这是实际情况。面对着希特勒的挑战，卡尔和赛塞尔沉默不言，只有洛索夫将军昂然为自己辩护。”我不是个亡命之徒，”他对法庭说，”我在邦政府里占有很高的地位。”这位将军对这个以前的下士、这个在狂妄的野心驱使下竟想牵着陆军和邦头目的鼻子走的失意政客的全部轻蔑，都发泄了出来。他说，这个寡廉鲜耻的煽动家的野心发展得多快，没有多少日子以前，他还表示愿意在爱国运动中仅仅充当一名”鼓手”呢!
仅仅充当一名鼓手?希特勒知道如何回答：”小人的眼界是多么狭窄!请相信我，我认为谋得一个部长官职并不是什么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我认为以部长身分载入历史，并不是值得一个伟大人物努力争取的事。假使真如此，你很有同其他部长葬在一起的危险。我的目标从一开始起就比做部长高出1000倍。我要做马克思主义的摧毁者。我要完成这个任务，一旦我完成了这个任务，部长头衔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荒唐的称号罢了。”
希特勒滔滔不绝，口如利剑，他援引了音乐家瓦格纳的例子。”当我第一次站在理查德·瓦格纳的墓前时，我对他不禁肃然起敬，因为他不许墓碑上刻写‘枢密顾问、音乐指导理查德·冯·瓦格纳男爵阁下之墓‘。我尊敬他，因为他和德国历史上许多别的人一样，曾对历史作出了贡献而不愿享有任何头衔。我在那些日子里愿意充当一名鼓手并不是出于谦虚。这是最高的愿望－－其余都是不足道的。”
别人攻击他想要从一名鼓手一跃而成为一个独裁者。他并不想否认。希特勒说：”天生要做独裁者的人不是被迫的。他的愿望就是如此。他不是被别人驱使向前的，而是自己驱使自己向前的。这并没有什么骄傲自大的地方。难道一个努力从事繁重劳动的工人是骄傲的吗?难道一个有思想家的大脑，日夜思考，为世界发明创造的人是自大的吗?凡是觉得自己有天赋义务治理一国人民的人没有权利这么说，‘如蒙召唤，我愿从命。‘不!应该责无旁贷地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