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振兴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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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梦想工厂电影公司获得成功的同时，徐天宝在奉天与热河退狂的农业行政也开始初步显露出成效。
近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由浅入深的演变过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兵战”思想随之产生。当洋务运动由军用工业发展到民用工业的时候，“兵战”思想开始被“商战”所代替。甲午战后，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振兴实业的重要性。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使农业的重要性开始受到重视。1897年张謇在《请兴农会奏》中对农工商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界定，认为在农工商三者中，农业是基础，是工商业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他说：“立国之本不在兵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应之势，理有固然”
1901年由张之洞主稿、绅商参与拟稿润色、刘坤一领衔，并成为清末改革纲领性文件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以下简称《三折》)对农业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它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气候条件也适合农业发展，应将农业放在首位，并提出了几项措施：其一、发展农业教育，培养农业人才。其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鼓励官绅率先试办，以开化社会风气。其三、建立农业领导机构，发挥国家政权在经济建设中的功能。其四、鼓励垦荒，发展近代大农场。
清末的农业改革大体上按照《三折》设计的轨道运作。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思潮的走向看，它认为，实业的振兴是国家振兴的基石，而农业又是基础之基础，故必须大力发展。当然，这时期对农业的重视与传统的重本抑末已有本质的区别，它不是抑制，而是力图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是从推动工商业发展的角度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这是时代主题在社会思潮中的反映，也是这时期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所在。
于是，就有了徐世昌专门设立农业试验场。从国内和日本、美国调取各类麦种在奉天试验，从中挑出适应气候和产量高的在吉林、黑龙江广泛推广，当年就初见成效。三年后，东三省的粮食除自给外，还可向境外输出。徐世昌做的只是引进了部分两种，而其他诸如培养农业人才，鼓励开办近代大农场之类的工作随着徐世昌的调任而中止了。徐天宝接手奉天之后，立刻着手恢复这些工作。
徐天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奉天农林大学堂，该校由奉天省城官立中等农业学堂、奉天省城官立中等林业学堂合并组建，任命陈振光为校长，专门培养农业人才。
陈振光字铎土，广东新会外海东升街人。早年充任驻美国公使馆书记官；光绪三十年（1904年）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农业；光绪三十三年毕业，获农艺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参加学部留学毕业生的考试，成绩列优等的第一名，获赏给农科进士资格；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初九日廷试，授翰林院编修。宣统二年（1910年），捐纳为候补道，任奉天农事试验场监督兼高等农业学堂教习。
陈振光得到徐天宝的重用，被擢升为督学，虽然依旧是个比较清水的官职，但是好歹是实缺，况且陈振光也喜欢教书育人。后来，奉天农林大学堂改名为农林大学，为新中华培育了无数农业、林业人才，都是陈振光的功劳。
第二件事就是大力发展奉天的农牧渔蚕各业
首先是农业，话说自清咸丰十年（1861年）对盛京地方逐步实施开禁，此后，陆续实施的招民试垦、全境开禁等大规模放垦措施促进了开发，奉省耕地面积从咸丰元年（1851年）的1152万亩增至宣统二年（1910年）的6822.2万亩。清末，为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奉省经奏准，在省城设立农务总会，各县设立农务分会，分别由劝业道颁发钤记。农务会在作物品种调剂、种子改良等方面作过一些尝试。当时，大豆、高粱、玉米是盛京地方的主要粮食作物，在农务会的推动下，稻米生产区域及规模有了显著增加，棉花生产则主要分布在辽西、辽南部分地区。当时，奉省生产的粮食、大豆除自食外，已有相当数量加工成烧酒、豆油等制品，或作为原粮销往关内、沿海及国外，仅绥中县每年输出粮食就达5万石，花生2.5万公斤，豆饼7万吨；铁岭每年输出豆饼40万石，高粱七八万石；其间，奉省出现了大量的新农田，同时，通过官办、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还建立了一批为农业服务的垦殖公司及科研机构。虽然其带有不同程度的封建性质，但也孕育了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这就为徐天宝在此基础上发展近代大农庄提供了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牧业方面，清代设有大凌河牧群马营、养息牧牛羊营等，但乾隆朝后牧政渐废。同治初年，盘蛇驿牧场请准开放，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彰武牧放官牛羊场请准开垦；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大凌河牧场实行拓垦，放养的8400余匹群马屡被沙俄军队挑取，所剩无几。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镇安县（今黑山县）以6.6万亩地设立公司专为牧养，两年后成立奉天官牧厂，并设6处分场。奉省牧业除早期为“三陵”提供祭品和大宗军用牛、马役力外，也有牛、羊、猪供食用及皮毛、骨类加工业。清末已有日商在奉天、安东设立肉类罐头加工厂。至清末，奉省牧业仅限于蒙旗辖境内的牧民及其牛、马、羊群，官牧场已较少。
但是这难不倒徐天宝，他与昭乌达盟的关系很好，蒙古草原上有的是牛羊马匹，只需要从尼玛或者金喜通、巴特尔那里采购就是。在采购大量牛羊牲畜的同时，徐天宝还内蒙古一带引种牧草之王——紫花苜蓿，为未来的军马场和畜牧场提供优质牧草。
渔业方面，奉天地区早在明代就有黄、渤两大海域渔场，清代盛京渔业除海产外，尚有为“三陵”提供祭品渔泊十余处。盛京内务府设网户，以旗人充当渔差，由千总分段管理。平民捕鱼需交纳河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官股出资奉银0.5万元、商股筹资奉银3万元，在营口成立奉天渔业有限公司，1908年时奉天省成立渔业总局，公司改为商办，共集资奉银30万元购渔船、运输船、机网、电器等，并拟筹设销售、渔船制造及建设学校，使近代渔业在奉省有所发展。总局之下设盖复、海营、凤安、锦州、庄河分局，以加强地方渔业行政管理。
在此基础上，徐天宝以天津的造船厂为依托，以极低的价格向奉天的商办渔业公司和渔民出售大型的渔船。并从天津、上海的水产讲习所里，聘请受过专门教育的水产人才出任奉天渔业总局的官职。于是，奉天渔业总局的主要职责依然是征收渔业税，但是更多地增加了为当地渔民和渔业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和政策支持的功能。并且，还开始尝试引导势力较强的渔业公司从事水产品的深加工，以改变简单地出售低附加值的初级水产的低层次产业模式。
蚕业方面，柞蚕向为奉省大宗土产，主要产区在东部山区。清初，蚕业已盛，道光年间盖平、安东、岫岩、庄河、宽甸、凤城等地此业更兴；辽阳、海城、复州、本溪、兴京、怀仁、通化、临江、辑安、西丰、柳河、东丰等地也有不同程度地发展。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已有12县大兴此业。清末，海城、安东仍是奉省最集中的蚕业生产及产品集散地。到了宣统二年，奉天省有制丝厂三十家，大丝厂有丝车一百八十台。安东在全国丝织业中有重要地位，安东的运记、华安，奉天的诚永，盖平的永合成、德盛祥企业等均很有名。
但是，奉天蚕丝加工和织造机械化程度任然比较低，设备也大多是从国外购买的旧式机器，对出产的蚕丝和丝织品质量影响很大。对此，徐天宝专门命令热河的振华机器制造厂为这些企业量身订造了一批价廉物美的缫丝、制丝机器，使得这些民族企业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技术改造。生产出来的生丝、丝织品质优价廉，极具竞争力。
徐天宝办的第三件事就振兴奉天的工矿业
晚清时期，奉省境内市镇酿酒、榨油、制粉三业已较为普及，纺织、染色、皮革、造车等业也有发展。清末招垦，促使棉花种植增多，民间纺织业兴起，奉天、新民、辽阳等地出现一批棉纺织手工工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奉天的同兴织布厂开业；天增利、至诚永等企业也于光绪二十七年开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奉天与辽阳相继出现5家近代新式纺织工场，资本达109.1万元（奉大洋）。其中邓记、重盛、永顺、大业昌等企业均很有名。色染工业中福顺隆、新发和是创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光绪二十七年的大型机器作坊。造车业中永源号创立于同治五年（1866年），同德、合盛、春和则分别开业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和光绪三十年（1904年），此时的造车仅限于畜力花轱辘车，但是对汽车工业尚不发达的中国来说，是很好的补充。光绪十一年（1885年）王皮铺、光绪三十年庆祥店皮铺、光绪三十二年全顺成皮铺、宣统三年（1911年）永合皮铺等先后开业，使奉天、锦州成为全省的皮毛加工业中心。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开业的油坊泉益和、铁工业德顺祥、福奉长及酿酒业龙泉号等作坊都是奉天近代工业的较早创业者。
对于这些民族机器工业，徐天宝采取的措施都是从资金和技术上的扶植入手，采用启发式的政策引导来让这些民族资本家自己建立造血功能。
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人才，早在清代入关之前，八旗就设专门匠役，瓦石、铁木、油漆、金银铜锡、皮革等业，均由盛京工部管理，主要供宫殿及“三陵”之需。盛京内务府所属的酒坊、酱房、粉房、碾房、织造库等，也都是专门为王公、“三陵”制造所需的作坊。
到了清末，为培养技术工人，适应近代工业发展的需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奉天银元局附设工艺局，试办金工、水工两科。后改为工艺练习所，开设缝、木、雕、漆、锈、毯、染、金等8个工厂，招收学徒，官费培养各工。同年，成立劝业道，并在奉天小河沿设局建厂，又添设织布、印刷、玻璃、胰皂、洋烛、凿井等工厂。翌年又设艺徒学堂，招收学生49人，学成后分发各府、州、县教授生徒及创办工厂。光绪三十三年，奉天城大东并小河沿北岸设立惠工有限公司，以机械生产布匹、瓷釉、面粉、木器等。同年，奉天小东边门外建立奉天八旗工艺厂，设木、铁、陶、绢、漆、染、织、印、瓦、纸等10个工种。同年，又开办八旗女工练习所，以无业妇女为培养对象，设纺织、刺绣、缝纫、造花、编织、育蚕6科。
这样，奉天省实际上拥有数量相当庞大的一批工匠队伍和奉天工艺练习所、奉天劝业局艺徒学堂、奉天八旗工艺厂以及奉天八旗女工练习所四所学堂。徐天宝报请锡良之后，经过锡良的首肯，将这些学校、工艺所合并为奉天工业大学堂，任命张元济为校长。
徐天宝一次要办这么多大事，幕府中的幕僚显然不够用了，于是，刁宝、又向徐天宝举荐了奉天当地许多有名望或是有才能的人，他们有举人出身的刘东阁，李雨农；附生陶允恭、方克献；贡生张程九，秀才杜绊林等，王永江和常荫槐也向徐天宝举荐了许多人才，他们是孙百解、关海青、曾有冀、淡国桓，王树翰。其中的王树翰和王永江一样，善于理财，后世将他和王永江并称为奉天二王。
徐天宝又聘请了蒉延芳、周宗良、龙璋、项松茂等留学生来到奉天任职，一时间奉天巡抚幕府之中，人才济济，群英荟萃。徐天宝对他们皆是礼贤下士，尊敬有加，待之以国士之礼。而这些人才们，也对徐天宝的知遇之恩很是感动，纷纷竭尽全力，以国士回报之。奉天省在他们的治理之下，百业兴旺，物阜民丰。奉天府库从一开始的空空如也，变得财大气粗，为日后徐天宝成就大业打下了基础，但是也惹来了麻烦。
一向把南满视为禁脔的日本人，对徐天宝对内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引入德国、美国资本，同时大力排挤日本资本的行径十分不满。于是，一场针对徐天宝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
旅顺日本关东都督府里，日本对华情报机关首脑、日本对华情报工作的初代大头目青木宣纯向一份印着绝密字样的文件送到了都督大岛义昌的面前。
就在梦想工厂电影公司获得成功的同时，徐天宝在奉天与热河退狂的农业行政也开始初步显露出成效。
近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由浅入深的演变过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兵战”思想随之产生。当洋务运动由军用工业发展到民用工业的时候，“兵战”思想开始被“商战”所代替。甲午战后，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振兴实业的重要性。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使农业的重要性开始受到重视。1897年张謇在《请兴农会奏》中对农工商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界定，认为在农工商三者中，农业是基础，是工商业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他说：“立国之本不在兵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应之势，理有固然”
1901年由张之洞主稿、绅商参与拟稿润色、刘坤一领衔，并成为清末改革纲领性文件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以下简称《三折》)对农业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它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气候条件也适合农业发展，应将农业放在首位，并提出了几项措施：其一、发展农业教育，培养农业人才。其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鼓励官绅率先试办，以开化社会风气。其三、建立农业领导机构，发挥国家政权在经济建设中的功能。其四、鼓励垦荒，发展近代大农场。
清末的农业改革大体上按照《三折》设计的轨道运作。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思潮的走向看，它认为，实业的振兴是国家振兴的基石，而农业又是基础之基础，故必须大力发展。当然，这时期对农业的重视与传统的重本抑末已有本质的区别，它不是抑制，而是力图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是从推动工商业发展的角度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这是时代主题在社会思潮中的反映，也是这时期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所在。
于是，就有了徐世昌专门设立农业试验场。从国内和日本、美国调取各类麦种在奉天试验，从中挑出适应气候和产量高的在吉林、黑龙江广泛推广，当年就初见成效。三年后，东三省的粮食除自给外，还可向境外输出。徐世昌做的只是引进了部分两种，而其他诸如培养农业人才，鼓励开办近代大农场之类的工作随着徐世昌的调任而中止了。徐天宝接手奉天之后，立刻着手恢复这些工作。
徐天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奉天农林大学堂，该校由奉天省城官立中等农业学堂、奉天省城官立中等林业学堂合并组建，任命陈振光为校长，专门培养农业人才。
陈振光字铎土，广东新会外海东升街人。早年充任驻美国公使馆书记官；光绪三十年（1904年）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农业；光绪三十三年毕业，获农艺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参加学部留学毕业生的考试，成绩列优等的第一名，获赏给农科进士资格；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初九日廷试，授翰林院编修。宣统二年（1910年），捐纳为候补道，任奉天农事试验场监督兼高等农业学堂教习。
陈振光得到徐天宝的重用，被擢升为督学，虽然依旧是个比较清水的官职，但是好歹是实缺，况且陈振光也喜欢教书育人。后来，奉天农林大学堂改名为农林大学，为新中华培育了无数农业、林业人才，都是陈振光的功劳。
第二件事就是大力发展奉天的农牧渔蚕各业
首先是农业，话说自清咸丰十年（1861年）对盛京地方逐步实施开禁，此后，陆续实施的招民试垦、全境开禁等大规模放垦措施促进了开发，奉省耕地面积从咸丰元年（1851年）的1152万亩增至宣统二年（1910年）的6822.2万亩。清末，为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奉省经奏准，在省城设立农务总会，各县设立农务分会，分别由劝业道颁发钤记。农务会在作物品种调剂、种子改良等方面作过一些尝试。当时，大豆、高粱、玉米是盛京地方的主要粮食作物，在农务会的推动下，稻米生产区域及规模有了显著增加，棉花生产则主要分布在辽西、辽南部分地区。当时，奉省生产的粮食、大豆除自食外，已有相当数量加工成烧酒、豆油等制品，或作为原粮销往关内、沿海及国外，仅绥中县每年输出粮食就达5万石，花生2.5万公斤，豆饼7万吨；铁岭每年输出豆饼40万石，高粱七八万石；其间，奉省出现了大量的新农田，同时，通过官办、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还建立了一批为农业服务的垦殖公司及科研机构。虽然其带有不同程度的封建性质，但也孕育了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这就为徐天宝在此基础上发展近代大农庄提供了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牧业方面，清代设有大凌河牧群马营、养息牧牛羊营等，但乾隆朝后牧政渐废。同治初年，盘蛇驿牧场请准开放，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彰武牧放官牛羊场请准开垦；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大凌河牧场实行拓垦，放养的8400余匹群马屡被沙俄军队挑取，所剩无几。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镇安县（今黑山县）以6.6万亩地设立公司专为牧养，两年后成立奉天官牧厂，并设6处分场。奉省牧业除早期为“三陵”提供祭品和大宗军用牛、马役力外，也有牛、羊、猪供食用及皮毛、骨类加工业。清末已有日商在奉天、安东设立肉类罐头加工厂。至清末，奉省牧业仅限于蒙旗辖境内的牧民及其牛、马、羊群，官牧场已较少。
但是这难不倒徐天宝，他与昭乌达盟的关系很好，蒙古草原上有的是牛羊马匹，只需要从尼玛或者金喜通、巴特尔那里采购就是。在采购大量牛羊牲畜的同时，徐天宝还内蒙古一带引种牧草之王——紫花苜蓿，为未来的军马场和畜牧场提供优质牧草。
渔业方面，奉天地区早在明代就有黄、渤两大海域渔场，清代盛京渔业除海产外，尚有为“三陵”提供祭品渔泊十余处。盛京内务府设网户，以旗人充当渔差，由千总分段管理。平民捕鱼需交纳河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官股出资奉银0.5万元、商股筹资奉银3万元，在营口成立奉天渔业有限公司，1908年时奉天省成立渔业总局，公司改为商办，共集资奉银30万元购渔船、运输船、机网、电器等，并拟筹设销售、渔船制造及建设学校，使近代渔业在奉省有所发展。总局之下设盖复、海营、凤安、锦州、庄河分局，以加强地方渔业行政管理。
在此基础上，徐天宝以天津的造船厂为依托，以极低的价格向奉天的商办渔业公司和渔民出售大型的渔船。并从天津、上海的水产讲习所里，聘请受过专门教育的水产人才出任奉天渔业总局的官职。于是，奉天渔业总局的主要职责依然是征收渔业税，但是更多地增加了为当地渔民和渔业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和政策支持的功能。并且，还开始尝试引导势力较强的渔业公司从事水产品的深加工，以改变简单地出售低附加值的初级水产的低层次产业模式。
蚕业方面，柞蚕向为奉省大宗土产，主要产区在东部山区。清初，蚕业已盛，道光年间盖平、安东、岫岩、庄河、宽甸、凤城等地此业更兴；辽阳、海城、复州、本溪、兴京、怀仁、通化、临江、辑安、西丰、柳河、东丰等地也有不同程度地发展。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已有12县大兴此业。清末，海城、安东仍是奉省最集中的蚕业生产及产品集散地。到了宣统二年，奉天省有制丝厂三十家，大丝厂有丝车一百八十台。安东在全国丝织业中有重要地位，安东的运记、华安，奉天的诚永，盖平的永合成、德盛祥企业等均很有名。
但是，奉天蚕丝加工和织造机械化程度任然比较低，设备也大多是从国外购买的旧式机器，对出产的蚕丝和丝织品质量影响很大。对此，徐天宝专门命令热河的振华机器制造厂为这些企业量身订造了一批价廉物美的缫丝、制丝机器，使得这些民族企业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技术改造。生产出来的生丝、丝织品质优价廉，极具竞争力。
徐天宝办的第三件事就振兴奉天的工矿业
晚清时期，奉省境内市镇酿酒、榨油、制粉三业已较为普及，纺织、染色、皮革、造车等业也有发展。清末招垦，促使棉花种植增多，民间纺织业兴起，奉天、新民、辽阳等地出现一批棉纺织手工工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奉天的同兴织布厂开业；天增利、至诚永等企业也于光绪二十七年开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奉天与辽阳相继出现5家近代新式纺织工场，资本达109.1万元（奉大洋）。其中邓记、重盛、永顺、大业昌等企业均很有名。色染工业中福顺隆、新发和是创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光绪二十七年的大型机器作坊。造车业中永源号创立于同治五年（1866年），同德、合盛、春和则分别开业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和光绪三十年（1904年），此时的造车仅限于畜力花轱辘车，但是对汽车工业尚不发达的中国来说，是很好的补充。光绪十一年（1885年）王皮铺、光绪三十年庆祥店皮铺、光绪三十二年全顺成皮铺、宣统三年（1911年）永合皮铺等先后开业，使奉天、锦州成为全省的皮毛加工业中心。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开业的油坊泉益和、铁工业德顺祥、福奉长及酿酒业龙泉号等作坊都是奉天近代工业的较早创业者。
对于这些民族机器工业，徐天宝采取的措施都是从资金和技术上的扶植入手，采用启发式的政策引导来让这些民族资本家自己建立造血功能。
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人才，早在清代入关之前，八旗就设专门匠役，瓦石、铁木、油漆、金银铜锡、皮革等业，均由盛京工部管理，主要供宫殿及“三陵”之需。盛京内务府所属的酒坊、酱房、粉房、碾房、织造库等，也都是专门为王公、“三陵”制造所需的作坊。
到了清末，为培养技术工人，适应近代工业发展的需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奉天银元局附设工艺局，试办金工、水工两科。后改为工艺练习所，开设缝、木、雕、漆、锈、毯、染、金等8个工厂，招收学徒，官费培养各工。同年，成立劝业道，并在奉天小河沿设局建厂，又添设织布、印刷、玻璃、胰皂、洋烛、凿井等工厂。翌年又设艺徒学堂，招收学生49人，学成后分发各府、州、县教授生徒及创办工厂。光绪三十三年，奉天城大东并小河沿北岸设立惠工有限公司，以机械生产布匹、瓷釉、面粉、木器等。同年，奉天小东边门外建立奉天八旗工艺厂，设木、铁、陶、绢、漆、染、织、印、瓦、纸等10个工种。同年，又开办八旗女工练习所，以无业妇女为培养对象，设纺织、刺绣、缝纫、造花、编织、育蚕6科。
这样，奉天省实际上拥有数量相当庞大的一批工匠队伍和奉天工艺练习所、奉天劝业局艺徒学堂、奉天八旗工艺厂以及奉天八旗女工练习所四所学堂。徐天宝报请锡良之后，经过锡良的首肯，将这些学校、工艺所合并为奉天工业大学堂，任命张元济为校长。
徐天宝一次要办这么多大事，幕府中的幕僚显然不够用了，于是，刁宝、又向徐天宝举荐了奉天当地许多有名望或是有才能的人，他们有举人出身的刘东阁，李雨农；附生陶允恭、方克献；贡生张程九，秀才杜绊林等，王永江和常荫槐也向徐天宝举荐了许多人才，他们是孙百解、关海青、曾有冀、淡国桓，王树翰。其中的王树翰和王永江一样，善于理财，后世将他和王永江并称为奉天二王。
徐天宝又聘请了蒉延芳、周宗良、龙璋、项松茂等留学生来到奉天任职，一时间奉天巡抚幕府之中，人才济济，群英荟萃。徐天宝对他们皆是礼贤下士，尊敬有加，待之以国士之礼。而这些人才们，也对徐天宝的知遇之恩很是感动，纷纷竭尽全力，以国士回报之。奉天省在他们的治理之下，百业兴旺，物阜民丰。奉天府库从一开始的空空如也，变得财大气粗，为日后徐天宝成就大业打下了基础，但是也惹来了麻烦。
一向把南满视为禁脔的日本人，对徐天宝对内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引入德国、美国资本，同时大力排挤日本资本的行径十分不满。于是，一场针对徐天宝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
旅顺日本关东都督府里，日本对华情报机关首脑、日本对华情报工作的初代大头目青木宣纯向一份印着绝密字样的文件送到了都督大岛义昌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