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9联省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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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徐天宝的计划，中国将会参战，而是加入英法的协约国阵营里。于是，唐绍仪、顾维钧、陆征祥、曹汝霖在7月23日分别会见英法俄德四国公使。对英法俄三国明确表明了中国将加入协约国的立场，而对德国公使，则是软硬兼施，表示如果德国愿意把青岛无条件还给中国，中国将考虑中立。
英法俄三国表示欢饮，尤其是俄国，对于中国将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向其输送物资的计划十分感兴趣。由于这个计划是徐天宝和英国公使朱尔典事先商量好的，所以中英法俄一拍即合。由英法向沙俄提供战争贷款，沙俄再用这笔钱从中国购买价廉物美的物资，通过西伯利亚运到东欧。
德国公使则对一贯亲德的徐天宝忽然表现出的强硬态度表示不理解和愤怒，但是，他很清楚，虽然中国国防军的战斗力和德军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可是驻守在青岛的德军数量非常有限，如果徐天宝决心对德宣战，要拿下青岛也不是难事。德国公使表示需要请示柏林，此事只能暂时搁置。
中国参加一战，可以作为战胜国分享胜利的果实，当然，作为穿越者，徐天宝自然不会天真到认为战后协约国会主动把果实分给自己。参加一战的主要目的是借由协约国的订单为国内的民族资本发展获得一个契机。
然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民国政府刚刚发布要参战的消息，南方的孙文便通电全国，宣称反对中国以任何形式参加欧战。他反对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冠冕堂皇，曰弱国参加强国的游戏，下场一定很惨。中国应该和日本联合，奉行大亚洲主义，把欧洲人赶出亚洲。
孙文还在通电中宣称这是大独裁者徐天宝的豪赌，而赌注则是中国的国运。此乃乱命，全国各地的督军应该联合起来抵制。孙文进一步提出要效法美国的例子，以联省自治的方式，成立美国式的联邦国家。1914年7月，孙文联合南方各省的督军，宣布中华联邦国成立，自任大总统，首都设在广州，并号召全天下的革命志士一起讨伐大独裁者徐天宝。
孙文在他的宣言中宣称：“中国于地理上分为二十二行省，加以三大属地即蒙古、**、新疆是也，其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为差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最为相宜。每省对于内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负其统御整理之责；但于各省上建设一中央政府，专管军事、外交、财政，则气息自联贯矣。”
参加了孙文联邦政府的都督有安徽都督倪嗣冲、江西都督李纯、湖南都督汤芗铭、福建都督刘冠雄、广东都督龙济光、广西都督陆荣廷、四川都督胡景伊、云南都督唐继尧。
孙文联省自治的论调得到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支持和鼓吹，胡适就撰文《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一文，说道：“有些人反对联省自治，他们断定中国政治纠纷的根源在于“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法律舆论都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我们要很诚恳的替他指出：他所举的只是纠纷的现状，并不是纠纷的根源；只是乱，并不是乱源。试问：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又是从那里来的？有人说是“帝制遗下来的”。这又是‘米是米瓮里生的’的故事了！我们如果进一步研究帝制运动的时代，就可以明白帝制的运动可代表一种‘强求统一’的迷梦。这个迷梦的来源长的很呢！自从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的历史确然呈现一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势，这一千多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所以中央的统治力一衰，全国立刻‘分’了：直到大家打的筋疲力尽，都厌乱了，然后又‘合’起来。明朝有极端的**，只落得十七世纪的大乱，连一个‘分’字都够不上，只是‘瓦解’了。清朝承大乱之后，恩威并用，也只能支持到一百五十年；乾隆末年，匪乱已四起了；鸦片之战以后，中央的纸老虎已戳穿了，故有十九世纪中叶的大乱。洪秀全的从党在十八个月之内，自广西直打到南京；全中国也几乎‘瓦解’了。后来平乱的人，不是中央的军队，都是起于保卫乡党的新军。我们看湘军的组织和长江水师的历史，可以想见当日的统一，实由于各省的自卫。长江水师与湘军的饷费，皆不出于中央。二十年的大乱之后，中国仍归于统一，然而皇室与中央政府统治力的薄弱，早已完全暴露了。六十年来，中央的权限一天天的缩小，地方的自觉一天天的增加；到了辛亥革命军起，‘省的**’逐成一件历史的事实。当袁世凯的时代，这个现状的意义已有人看出了，所以有民国联邦论。‘联邦论’已起，而我们的大总统还想做他的统一的迷梦。从历史上看来，军阀的封建与帝制的运动都是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但我们从历史的事实上看起来，不能不说：“用集权形式的政治组织，勉强施行于这最不适于集权政治的中国”是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个大原因。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是今日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
“孙文这是被猪油蒙了心！”黄兴在北京拍案而起，“这是分裂，**裸地分裂国家的行为。什么联省自治？根本就是想裂土封王嘛！”
徐天宝乘势说道：“想不到孙先生的权力欲这么强，他想当大总统，可以回来参加选举啊，何必用这种办法呢？”
黄兴愈加怒不可遏，他拍着桌子喝道：“我要召开国民党理事会，我要提请开除孙文的国民党党籍，我们容不下一个叛国者。”
得到了黄兴的明确表态，徐天宝便下令宣传机器全面开动，反驳联省自治的实质是将军阀割据合法的馊主意。
很快，《新中华》、《申报》各大报纸纷纷撰文反驳联省自治，曰中国当时的自治不同于美国立国时各州的自治。原因在于军阀各有各的武装，是一种武装割据。现在谈联省自治似乎认为最终的联是不证自明的，这怕是不符合实际，至少不符合中国历史此前的发展规律。远了不说，周亡而有战国，秦亡而有楚汉之争，汉、唐亡后长期分裂更是明显。也只有宋与明是被外族直接拿不而未出现类似的情况，其中即便是元，亡后也是几家立国交征，只不过时间短些罢了。清亡后何以能独善其身？天下一统乃是中国的大方向，当时各拥兵一方名为联省实为分裂的局面下，总是会有人站出来要做平天下重归一统的事的，只是此事做是哪一位都督罢了，不是他们也还会有别人。
随后，文章笔锋一转，介绍说美国的联邦自治，自从1776年**宣言发表以后，曾经历了中央权力不断加强的长期过程。开始的时候，原来是英国殖民地的十三个州各自为阵，的确相当松散，联邦不能征税，危机重重，所以1787年召开制宪会议，主张强有力联邦的势力占上风，开始逐步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美国国土的向西拓展，在十九世纪中叶从建国的十三个州扩张到三十几个州，是联邦国家之功，从而加强了联邦的权力；但是由于南北在奴隶制上的分歧，几乎导致联邦制的解体，是南北战争的结局大大加强了联邦制度。以后的历史仍然不断出现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矛盾，也造成政治和经济的严重危机，基本的解决方式总是继续加强中央的权力，使得联邦不仅仅介入社会、政治，也干预经济生活，中央的权力进一步加强。美国的历史不是简单地以“分权”概括的，包括了长期加强联邦权力的历史过程。“分权”不一定就代表民主，加强联邦的权力，并不代表**集权。
文章再次批评孙文不求甚解，只知道一些美国联邦制的皮毛就拿回国来卖弄，实则是误国误民。其观点是从欧美的观念出发而头头是道，很少深入地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甚至对于中国各个省份的军阀割据的问题，天真地以为各省的督军都参加了“联省自治”，“民主制度就成功了”。可是拥有地方大权的军阀们怎么会把权力交给老百姓，听任喋喋不休的议员摆布？因为没有结合现实的任何深入讨论，就鼓吹联邦制度可以立即实现，反而成为了军阀利用联省自治而行割据的工具，站到了法制与民主的反面。
最后，文章呼吁孙文早日迷途知返，切莫做了军阀的替罪羊。
按照徐天宝的计划，中国将会参战，而是加入英法的协约国阵营里。于是，唐绍仪、顾维钧、陆征祥、曹汝霖在7月23日分别会见英法俄德四国公使。对英法俄三国明确表明了中国将加入协约国的立场，而对德国公使，则是软硬兼施，表示如果德国愿意把青岛无条件还给中国，中国将考虑中立。
英法俄三国表示欢饮，尤其是俄国，对于中国将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向其输送物资的计划十分感兴趣。由于这个计划是徐天宝和英国公使朱尔典事先商量好的，所以中英法俄一拍即合。由英法向沙俄提供战争贷款，沙俄再用这笔钱从中国购买价廉物美的物资，通过西伯利亚运到东欧。
德国公使则对一贯亲德的徐天宝忽然表现出的强硬态度表示不理解和愤怒，但是，他很清楚，虽然中国国防军的战斗力和德军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可是驻守在青岛的德军数量非常有限，如果徐天宝决心对德宣战，要拿下青岛也不是难事。德国公使表示需要请示柏林，此事只能暂时搁置。
中国参加一战，可以作为战胜国分享胜利的果实，当然，作为穿越者，徐天宝自然不会天真到认为战后协约国会主动把果实分给自己。参加一战的主要目的是借由协约国的订单为国内的民族资本发展获得一个契机。
然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民国政府刚刚发布要参战的消息，南方的孙文便通电全国，宣称反对中国以任何形式参加欧战。他反对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冠冕堂皇，曰弱国参加强国的游戏，下场一定很惨。中国应该和日本联合，奉行大亚洲主义，把欧洲人赶出亚洲。
孙文还在通电中宣称这是大独裁者徐天宝的豪赌，而赌注则是中国的国运。此乃乱命，全国各地的督军应该联合起来抵制。孙文进一步提出要效法美国的例子，以联省自治的方式，成立美国式的联邦国家。1914年7月，孙文联合南方各省的督军，宣布中华联邦国成立，自任大总统，首都设在广州，并号召全天下的革命志士一起讨伐大独裁者徐天宝。
孙文在他的宣言中宣称：“中国于地理上分为二十二行省，加以三大属地即蒙古、**、新疆是也，其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为差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最为相宜。每省对于内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负其统御整理之责；但于各省上建设一中央政府，专管军事、外交、财政，则气息自联贯矣。”
参加了孙文联邦政府的都督有安徽都督倪嗣冲、江西都督李纯、湖南都督汤芗铭、福建都督刘冠雄、广东都督龙济光、广西都督陆荣廷、四川都督胡景伊、云南都督唐继尧。
孙文联省自治的论调得到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支持和鼓吹，胡适就撰文《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一文，说道：“有些人反对联省自治，他们断定中国政治纠纷的根源在于“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法律舆论都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我们要很诚恳的替他指出：他所举的只是纠纷的现状，并不是纠纷的根源；只是乱，并不是乱源。试问：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又是从那里来的？有人说是“帝制遗下来的”。这又是‘米是米瓮里生的’的故事了！我们如果进一步研究帝制运动的时代，就可以明白帝制的运动可代表一种‘强求统一’的迷梦。这个迷梦的来源长的很呢！自从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的历史确然呈现一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势，这一千多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所以中央的统治力一衰，全国立刻‘分’了：直到大家打的筋疲力尽，都厌乱了，然后又‘合’起来。明朝有极端的**，只落得十七世纪的大乱，连一个‘分’字都够不上，只是‘瓦解’了。清朝承大乱之后，恩威并用，也只能支持到一百五十年；乾隆末年，匪乱已四起了；鸦片之战以后，中央的纸老虎已戳穿了，故有十九世纪中叶的大乱。洪秀全的从党在十八个月之内，自广西直打到南京；全中国也几乎‘瓦解’了。后来平乱的人，不是中央的军队，都是起于保卫乡党的新军。我们看湘军的组织和长江水师的历史，可以想见当日的统一，实由于各省的自卫。长江水师与湘军的饷费，皆不出于中央。二十年的大乱之后，中国仍归于统一，然而皇室与中央政府统治力的薄弱，早已完全暴露了。六十年来，中央的权限一天天的缩小，地方的自觉一天天的增加；到了辛亥革命军起，‘省的**’逐成一件历史的事实。当袁世凯的时代，这个现状的意义已有人看出了，所以有民国联邦论。‘联邦论’已起，而我们的大总统还想做他的统一的迷梦。从历史上看来，军阀的封建与帝制的运动都是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但我们从历史的事实上看起来，不能不说：“用集权形式的政治组织，勉强施行于这最不适于集权政治的中国”是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个大原因。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是今日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
“孙文这是被猪油蒙了心！”黄兴在北京拍案而起，“这是分裂，**裸地分裂国家的行为。什么联省自治？根本就是想裂土封王嘛！”
徐天宝乘势说道：“想不到孙先生的权力欲这么强，他想当大总统，可以回来参加选举啊，何必用这种办法呢？”
黄兴愈加怒不可遏，他拍着桌子喝道：“我要召开国民党理事会，我要提请开除孙文的国民党党籍，我们容不下一个叛国者。”
得到了黄兴的明确表态，徐天宝便下令宣传机器全面开动，反驳联省自治的实质是将军阀割据合法的馊主意。
很快，《新中华》、《申报》各大报纸纷纷撰文反驳联省自治，曰中国当时的自治不同于美国立国时各州的自治。原因在于军阀各有各的武装，是一种武装割据。现在谈联省自治似乎认为最终的联是不证自明的，这怕是不符合实际，至少不符合中国历史此前的发展规律。远了不说，周亡而有战国，秦亡而有楚汉之争，汉、唐亡后长期分裂更是明显。也只有宋与明是被外族直接拿不而未出现类似的情况，其中即便是元，亡后也是几家立国交征，只不过时间短些罢了。清亡后何以能独善其身？天下一统乃是中国的大方向，当时各拥兵一方名为联省实为分裂的局面下，总是会有人站出来要做平天下重归一统的事的，只是此事做是哪一位都督罢了，不是他们也还会有别人。
随后，文章笔锋一转，介绍说美国的联邦自治，自从1776年**宣言发表以后，曾经历了中央权力不断加强的长期过程。开始的时候，原来是英国殖民地的十三个州各自为阵，的确相当松散，联邦不能征税，危机重重，所以1787年召开制宪会议，主张强有力联邦的势力占上风，开始逐步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美国国土的向西拓展，在十九世纪中叶从建国的十三个州扩张到三十几个州，是联邦国家之功，从而加强了联邦的权力；但是由于南北在奴隶制上的分歧，几乎导致联邦制的解体，是南北战争的结局大大加强了联邦制度。以后的历史仍然不断出现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矛盾，也造成政治和经济的严重危机，基本的解决方式总是继续加强中央的权力，使得联邦不仅仅介入社会、政治，也干预经济生活，中央的权力进一步加强。美国的历史不是简单地以“分权”概括的，包括了长期加强联邦权力的历史过程。“分权”不一定就代表民主，加强联邦的权力，并不代表**集权。
文章再次批评孙文不求甚解，只知道一些美国联邦制的皮毛就拿回国来卖弄，实则是误国误民。其观点是从欧美的观念出发而头头是道，很少深入地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甚至对于中国各个省份的军阀割据的问题，天真地以为各省的督军都参加了“联省自治”，“民主制度就成功了”。可是拥有地方大权的军阀们怎么会把权力交给老百姓，听任喋喋不休的议员摆布？因为没有结合现实的任何深入讨论，就鼓吹联邦制度可以立即实现，反而成为了军阀利用联省自治而行割据的工具，站到了法制与民主的反面。
最后，文章呼吁孙文早日迷途知返，切莫做了军阀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