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9洋人的国难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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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蓬勃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中国民族资本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自顾不暇，中国外贸进口大量减少，出口大为增加，相应地改变了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入超不断增长的现象，大大减轻了洋货对国货的压力，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轻纺工业的发展。制造品价格上涨程度始终是大大超过原料价格的涨势，而工资又远远落后于物价的上涨，劳动力价格低廉，工业产品利润丰厚，大大刺激了资本家的投资热情。而且在徐天宝一系列扶植工商业的政策措施扶植下，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创造了空前未遇的良机。
棉纺织业是民族资本最主要的近代工业部门，由于棉纺织工业的机器设备依赖进口，从订购、安装到开工需要一定时间。可是现在，开办棉纺企业的机器几乎被振华集团生产的国货垄断，缩短了建设周期。同时由于洋纱进口量大幅度下降，引起国内纱布价格上涨，而棉花价格和工人工资却上涨很少，高利润驱动高投资，在政策优势扶植下，棉纺企业向雨后春笋般纷纷冒了出来。虽大多数厂家仍集中在上海和江浙这些纺织业传统比较深厚的地区，但已向北方和华中发展，形势大好。这时期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已初步形成几个资本集团，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等地创办的申新集团、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集团、周学熙创办的华新纺织公司、华中的裕大华纺织集团和郭乐、郭顺兄弟在上海创办的永安纺织集团等。[]
面粉业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获得迅速发展的民族资本工业。面粉业获得迅速发展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大战期间国外军需面粉大增，价格高涨，中国由面粉入超国变为出超国，同时国内需求也大为增加；二是面粉与小麦的比价差距拉大，粉价上涨而麦价下降，生产面粉厂家获利丰厚。面粉工业就是在战时销路广、价格高和盈利多的刺激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在华商机器面粉业中也形成了几个资本集团，主要有茂新、福新面粉厂，阜丰面粉公司和哈尔滨双合盛制粉厂。
缫丝是民族资本经营最早的近代工业。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蚕丝在国际市场上受日本生丝的排挤，地位急剧下降，缫丝业处于不振状态。一战时期，由于各种纤维原料与军需有关，国际丝价上涨，受战时国际丝价刺激，中国丝厂生产也有大幅度增加。
火柴工业方面，中国民族火柴工业已有一定发展，但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一战期间，洋火柴进口数量锐减，这主要是占进口量70％—80％的日本火柴受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被迫逐步退出中国市场，从而为民族火柴工业的振兴提供了机缘。商界的年轻俊秀刘鸿生在振华集团的复制下，高薪聘请化学专家任工程师，改进配方，提高产品质量。不久他买进了历史最久、规模较大的燮昌厂。再后他又与资本最大的荣昌厂和中华厂合并，组织大中华火柴公司，被誉为中国“火柴大王”。也使得国货火柴的市场占有度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百分之八十。
与之相关的卷烟工业方面，振华集团下属的几个卷烟厂以质优价廉的优势依旧牢牢地控制着中国市场的大部分，同时，也利用向列强出口物资的机会，将中华牌、双喜牌、双羊牌等香烟送出了国门大赚外汇。
重工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基础极其薄弱。但在一战期间的特殊条件下，部分民族资本的重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一战时期，民族资本机器修造工业的发展是比较显着的。在振华集团有意的扶植下，上海、北京、沈阳、天津、武汉、保定、苏州等地先后出现了二百多家机器制造厂。当时大的工厂而经营又比较成功的是严裕棠于年创立的上海大隆机器厂，有机床100余台，工徒300余人，能自造车床、刨床和织布机；武汉的有周恒顺机器厂，能制造小火轮和各种农产品加工机器，以及矿用机器，产品销售西南各埠；山东潍县华丰机器厂，制造铁木织布机，畅销华北，成为华北一大机器厂。
随着工业、交通和城市的发展，对电力的需求增加，从而促进了电力工业的发展。华商发电厂由33家增加到70余家，发电容量由1.2万余千瓦增加到2.9万余千瓦，增加了1.46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1.9％。在上海，甚至出现了我国第一家电器厂，以制造华生电扇出名，并制成小型电动机和变压器，这是中国民族电机工业的起步。
化学工业方面，依旧是由范旭东为首的永利公司挑大梁，在先后开发出纯碱和铝合金之后，范旭东继续劈波斩浪，在化学工业领域为中国企业开疆扩土。
矿冶业。纯华商煤矿的产量增长较快，这时期新开的民营煤矿主要有：河北井陉正丰煤矿、河北邯郸峰峰煤矿、河北临榆柳江煤矿、河南焦作中原煤矿、山西阳泉广懋煤矿等等。一战时期，钢铁价格猛涨，引起冶炼业的勃兴。和兴公司设铁厂于上海浦东、山西保晋公司开办阳泉铁厂、扬子机器公司设炼铁厂于汉口、龙烟铁矿公司在北京石景山建炼铁厂。
蓬勃发展的工商业离不开运输业帮助，这一时期华商轮船公司颇有发展，这期间发展起来的华商轮船公司有：虞洽卿于1909年发起组织宁绍轮船公司，经营上海至宁波航线；1914年在上海又创办三北轮埠公司，初仅有一只轮船，航行于上海、宁波间。嗣后增添轮船航行长江线，并有海轮北航烟台、天津、营口、海参崴等地，南行福州、汕头、广州、香港等地，远至日本、新加坡、越南西贡、缅甸仰光等地。三北公司成为仅次于招商局的最大的华商轮船公司；
张本政、张本才合股于1905年在烟台创办政记轮船公司，后来营业发达，增添轮船多只，增辟航线，航行于沿海各大商埠，并兼营长江航线。1920年改为无限公司，增资为1000万元，成为额定资本最大的华商轮船公司。
李镜轩、郑效三等创设北方航业公司，资本30万元，总公司设天津，经营北洋、南洋航线。
1917年王崇甫创设岷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设在四川万县，另在重庆、宜昌设分公司。
中国邮船公司和中华航业公司，资本巨大，均属华侨投资。
银行业方面，私营银行在这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全国共开设银行133家，大都属私营。主要的有“北四行”、“南三行”等银行集团。“北四行”指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个银行。除中南总行设在上海外，其他三行的总行均设在天津，故称“北四行”。“南三行”指浙江兴业银行、浙江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三行的总行后都设在上海，故称“南三行”。除“北四行”、“南三行”外，上海还有被称为“宁波帮”的中国通商银行和四明银行；天津还有被称为“安徽帮”的中孚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四川的聚兴诚银行也创立于这一时期。随着银行的发展，银行业的同业组织也在各地相继出现。这一时期，中国银行业虽有很大发展。
民族资本工业、运输业和银行业的高速发展，给民族资本商业带来了一时的繁荣兴盛。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综合型百货公司在国内的出现和发展，是这一时期民族资本商业发展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徐天宝在内部会议上说道：“我们就是要趁洋人打仗的当儿，把国货买到洋人家门口去，发洋人的国难财。”
众人哈哈大笑
不过，徐天宝话锋一转，严肃地说道：“当然，咱们不是什么东西都买，比如汉冶萍公司的铁矿石，咱们一块也不卖给小日本。”
正是依赖汉冶萍公司提供矿石和生铁，日本八幡制铁所发展成为东亚地区一流的钢铁企业，对日本工业化和军备现代化的发展贡献良多。所以，中日之战刚刚在黄海打响，徐天宝第一件事就是下令没收日本在华资产，废除了汉冶萍公司和日方签订的所有合同、协议。当然，汉冶萍公司向日本银行借的钱也统统一笔勾销，此举让日本人气得直跳脚，大骂徐天宝没有商业信誉。
就在众人商议下一步对赖在青岛附近不走的神尾光臣部采取何种行动时，一个文书敲门进来，把一份电报送到了唐绍仪面前，唐绍仪一看，哈哈大笑，随即将电报递给徐天宝：“少川在伦敦传来捷报，英国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已经同意我们的出口计划，协约国从中国采购的物资全部由西伯利亚铁路运到俄国的莫斯科，然后再转运彼得堡，协约国再用舰队从波罗的海把物资运回国。”
徐天宝看了电报也很高兴，笑道：“早该这样了，从陆地上运输又便宜又安全，不用担心德国人的潜艇。而且协约国在海军方面有优势，从波罗的海运输还缩短了航程。”
学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蓬勃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中国民族资本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自顾不暇，中国外贸进口大量减少，出口大为增加，相应地改变了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入超不断增长的现象，大大减轻了洋货对国货的压力，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轻纺工业的发展。制造品价格上涨程度始终是大大超过原料价格的涨势，而工资又远远落后于物价的上涨，劳动力价格低廉，工业产品利润丰厚，大大刺激了资本家的投资热情。而且在徐天宝一系列扶植工商业的政策措施扶植下，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创造了空前未遇的良机。
棉纺织业是民族资本最主要的近代工业部门，由于棉纺织工业的机器设备依赖进口，从订购、安装到开工需要一定时间。可是现在，开办棉纺企业的机器几乎被振华集团生产的国货垄断，缩短了建设周期。同时由于洋纱进口量大幅度下降，引起国内纱布价格上涨，而棉花价格和工人工资却上涨很少，高利润驱动高投资，在政策优势扶植下，棉纺企业向雨后春笋般纷纷冒了出来。虽大多数厂家仍集中在上海和江浙这些纺织业传统比较深厚的地区，但已向北方和华中发展，形势大好。这时期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已初步形成几个资本集团，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等地创办的申新集团、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集团、周学熙创办的华新纺织公司、华中的裕大华纺织集团和郭乐、郭顺兄弟在上海创办的永安纺织集团等。[]
面粉业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获得迅速发展的民族资本工业。面粉业获得迅速发展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大战期间国外军需面粉大增，价格高涨，中国由面粉入超国变为出超国，同时国内需求也大为增加；二是面粉与小麦的比价差距拉大，粉价上涨而麦价下降，生产面粉厂家获利丰厚。面粉工业就是在战时销路广、价格高和盈利多的刺激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在华商机器面粉业中也形成了几个资本集团，主要有茂新、福新面粉厂，阜丰面粉公司和哈尔滨双合盛制粉厂。
缫丝是民族资本经营最早的近代工业。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蚕丝在国际市场上受日本生丝的排挤，地位急剧下降，缫丝业处于不振状态。一战时期，由于各种纤维原料与军需有关，国际丝价上涨，受战时国际丝价刺激，中国丝厂生产也有大幅度增加。
火柴工业方面，中国民族火柴工业已有一定发展，但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一战期间，洋火柴进口数量锐减，这主要是占进口量70％—80％的日本火柴受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被迫逐步退出中国市场，从而为民族火柴工业的振兴提供了机缘。商界的年轻俊秀刘鸿生在振华集团的复制下，高薪聘请化学专家任工程师，改进配方，提高产品质量。不久他买进了历史最久、规模较大的燮昌厂。再后他又与资本最大的荣昌厂和中华厂合并，组织大中华火柴公司，被誉为中国“火柴大王”。也使得国货火柴的市场占有度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百分之八十。
与之相关的卷烟工业方面，振华集团下属的几个卷烟厂以质优价廉的优势依旧牢牢地控制着中国市场的大部分，同时，也利用向列强出口物资的机会，将中华牌、双喜牌、双羊牌等香烟送出了国门大赚外汇。
重工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基础极其薄弱。但在一战期间的特殊条件下，部分民族资本的重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一战时期，民族资本机器修造工业的发展是比较显着的。在振华集团有意的扶植下，上海、北京、沈阳、天津、武汉、保定、苏州等地先后出现了二百多家机器制造厂。当时大的工厂而经营又比较成功的是严裕棠于年创立的上海大隆机器厂，有机床100余台，工徒300余人，能自造车床、刨床和织布机；武汉的有周恒顺机器厂，能制造小火轮和各种农产品加工机器，以及矿用机器，产品销售西南各埠；山东潍县华丰机器厂，制造铁木织布机，畅销华北，成为华北一大机器厂。
随着工业、交通和城市的发展，对电力的需求增加，从而促进了电力工业的发展。华商发电厂由33家增加到70余家，发电容量由1.2万余千瓦增加到2.9万余千瓦，增加了1.46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1.9％。在上海，甚至出现了我国第一家电器厂，以制造华生电扇出名，并制成小型电动机和变压器，这是中国民族电机工业的起步。
化学工业方面，依旧是由范旭东为首的永利公司挑大梁，在先后开发出纯碱和铝合金之后，范旭东继续劈波斩浪，在化学工业领域为中国企业开疆扩土。
矿冶业。纯华商煤矿的产量增长较快，这时期新开的民营煤矿主要有：河北井陉正丰煤矿、河北邯郸峰峰煤矿、河北临榆柳江煤矿、河南焦作中原煤矿、山西阳泉广懋煤矿等等。一战时期，钢铁价格猛涨，引起冶炼业的勃兴。和兴公司设铁厂于上海浦东、山西保晋公司开办阳泉铁厂、扬子机器公司设炼铁厂于汉口、龙烟铁矿公司在北京石景山建炼铁厂。
蓬勃发展的工商业离不开运输业帮助，这一时期华商轮船公司颇有发展，这期间发展起来的华商轮船公司有：虞洽卿于1909年发起组织宁绍轮船公司，经营上海至宁波航线；1914年在上海又创办三北轮埠公司，初仅有一只轮船，航行于上海、宁波间。嗣后增添轮船航行长江线，并有海轮北航烟台、天津、营口、海参崴等地，南行福州、汕头、广州、香港等地，远至日本、新加坡、越南西贡、缅甸仰光等地。三北公司成为仅次于招商局的最大的华商轮船公司；
张本政、张本才合股于1905年在烟台创办政记轮船公司，后来营业发达，增添轮船多只，增辟航线，航行于沿海各大商埠，并兼营长江航线。1920年改为无限公司，增资为1000万元，成为额定资本最大的华商轮船公司。
李镜轩、郑效三等创设北方航业公司，资本30万元，总公司设天津，经营北洋、南洋航线。
1917年王崇甫创设岷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设在四川万县，另在重庆、宜昌设分公司。
中国邮船公司和中华航业公司，资本巨大，均属华侨投资。
银行业方面，私营银行在这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全国共开设银行133家，大都属私营。主要的有“北四行”、“南三行”等银行集团。“北四行”指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个银行。除中南总行设在上海外，其他三行的总行均设在天津，故称“北四行”。“南三行”指浙江兴业银行、浙江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三行的总行后都设在上海，故称“南三行”。除“北四行”、“南三行”外，上海还有被称为“宁波帮”的中国通商银行和四明银行；天津还有被称为“安徽帮”的中孚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四川的聚兴诚银行也创立于这一时期。随着银行的发展，银行业的同业组织也在各地相继出现。这一时期，中国银行业虽有很大发展。
民族资本工业、运输业和银行业的高速发展，给民族资本商业带来了一时的繁荣兴盛。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综合型百货公司在国内的出现和发展，是这一时期民族资本商业发展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徐天宝在内部会议上说道：“我们就是要趁洋人打仗的当儿，把国货买到洋人家门口去，发洋人的国难财。”
众人哈哈大笑
不过，徐天宝话锋一转，严肃地说道：“当然，咱们不是什么东西都买，比如汉冶萍公司的铁矿石，咱们一块也不卖给小日本。”
正是依赖汉冶萍公司提供矿石和生铁，日本八幡制铁所发展成为东亚地区一流的钢铁企业，对日本工业化和军备现代化的发展贡献良多。所以，中日之战刚刚在黄海打响，徐天宝第一件事就是下令没收日本在华资产，废除了汉冶萍公司和日方签订的所有合同、协议。当然，汉冶萍公司向日本银行借的钱也统统一笔勾销，此举让日本人气得直跳脚，大骂徐天宝没有商业信誉。
就在众人商议下一步对赖在青岛附近不走的神尾光臣部采取何种行动时，一个文书敲门进来，把一份电报送到了唐绍仪面前，唐绍仪一看，哈哈大笑，随即将电报递给徐天宝：“少川在伦敦传来捷报，英国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已经同意我们的出口计划，协约国从中国采购的物资全部由西伯利亚铁路运到俄国的莫斯科，然后再转运彼得堡，协约国再用舰队从波罗的海把物资运回国。”
徐天宝看了电报也很高兴，笑道：“早该这样了，从陆地上运输又便宜又安全，不用担心德国人的潜艇。而且协约国在海军方面有优势，从波罗的海运输还缩短了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