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深化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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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深化讨论
“其实也不需要增加很多官吏。”值此关键时刻，郭炜当然得出面增强一下正方的气势了，“先帝在时，就已经广派官吏到各地清丈田亩，中原、淮南、秦凤等地的田亩数及其归属早已明确造册，现在朕只需要派员在江南、西蜀、岭南、河东、吴越和闽地根据原先的版籍核查一次即可。至于今后的变动，民间土地买卖是必须到州县上契税的，地权的变动是要重新造册的，平常的州县官吏就足够处理了。”
当然，自从唐朝的杨炎推行两税法之后，国家对土地兼并不再规定限额，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土地私有的原则变为不干预或少干预的原则，土地买卖完全合法。但是在两税法实行之后，各地实际发生的土地买卖当中，有很多是富人勒逼贫民卖地而不移税，产去税存，无力交纳的贫民最终只有逃亡成为流民，这些贫民和国家都是利益严重受损方，只有依仗地方势力强行买卖土地的富户才是其中的得利者——不过中央朝廷因为财政困难而最终崩溃，这些富户一样是会遭难的，可惜习惯性出卖自家绞索的人看不到那么远。
自郭荣时期开始进行的清丈田亩工作，就是在上百年的因循苟且之后重新核定纳税田亩，对民间资产进行一次不算激烈的洗牌，明确国家税赋的真正承担者。而郭炜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这样的税赋明确性得以延续，郭炜没有明说而又能够让大家心照不宣的，自然就是未经缴纳契税的土地买卖不受国家保护，而只要土地买卖经过了官府的造册承认，这些变动是很容易反映到纳税田亩计算当中去的。
当然，因为中唐之后朝廷的行政能力严重下降，在两税法的执行过程当中，长期不调整户等，因而不能贯彻贫富分等负担的原则，大量新起的富户因此而大获其利，而败落的富户也只需要像贫民那样逃亡了事，军阀割据纷争自然就让全国统一的税收制度化为泡影。
对于这个历史遗留问题，郭炜自然也是打算通过这一次的税制改革统一解决掉。
以上的两个问题，恰恰就是王著回避了、吕胤也略过不提的实际问题，郭炜当然也不会去提，像这类得利方都不好意思摆上台面而朝廷也不方便挑破的既存弊病，只要在政策的执行当中解决掉就可以了，大肆宣扬是完全不必的。
得到李昉的支持和皇帝的力挺，王著立刻信心十足地说道：“不错！原有田亩经过一次清丈之后就进入官府版籍，新开垦的土地每五年或者十年再清丈一次，平时的土地买卖自有契税记录，除了清丈时的临时差遣，州县地方并不需要增加什么官吏。最多也就是在户曹增加些算学科出身的吏员，好依据版籍和新税制的税率梯度尽早计算出各户的应纳税额来。”
“正是如此。”李昉轻轻一拍手上的卷宗，“就是民户的租佃、矿产、务工和商贾所得，按照其每户的岁入，以总税额约为岁入的一成作为基准，低于底税所得的免税，高出的部分逐级累进，这一项看似需要增加官吏，不过原先两税法也是要核计户税的，因此这一次需要增加的官吏仍然不多，主要还是和田税一样增加些算学科吏员即可。”
“那还是要增加官吏的嘛，朝廷的俸禄支出还是会增加啊……”
王溥却是在这个时候轻轻地加了一句。
王著很不在意地看了王溥一眼，淡然说道：“那又有什么要紧的？只要陛下着人拟定的税制方案能够得到切实的执行，朝廷的岁入定然会增加，哪里会少了几个新增官吏的俸禄？而且随着今后国内的太平兴盛，商贾繁荣百业兴旺，十一之税的总额必然越来越高，加之农户新辟耕地逐年纳入版籍，这些新增的岁入只会让朝廷更加游刃有余。”
“我也来说两句吧。”一直在静静地旁听加思索的刑部尚书冯瓒，听得殿中议论声鼎沸，终于也耐不住寂寞了，“左仆射和吕学士的担忧不无道理，不过右仆射和李尚书看新税制方案显然更为细致长远。我在蜀地守牧多年，历经梓州、成都府非止一处，颇知其间民情。蜀地虽称富庶，不过长年和平下来，又没有像先帝那样清丈田亩，两税法多年因循下来，其中的弊端已经颇为深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户沦为佃户、庄客者尚在其次，被积年欠税所迫而流亡落草者甚众，才是莫大的隐忧。”
王溥听了这话就是一惊，连忙转头向冯瓒问道：“在平蜀之后，朝廷不是蠲免了蜀地一至两年的赋税，而且一举免去了历年的积欠么？怎么还会有民户被积年欠税所迫而流亡落草？”
冯瓒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左仆射有所不知，孟氏居蜀时的积欠可以一笔免去，但是两税法的账册版籍俱在，不进行重新的清丈料民，那些早已卖地而不曾移税的贫户不还是要按册缴纳税赋么？他们早已失去田产沦为佃户、庄客，却还要按照官府的账册缴纳地税，租佃所得无力交纳，除了逃亡之外又能何为？”
看王溥等人被自己说出来的情况惊得一愕，冯瓒继续增加打击力度：“加之蜀地的富户财富山积却无需承担多少赋税，而两税又规定纳钱，一般民户手中并无余钱，每逢夏秋两征时都要贱卖绢帛、谷物或其他土产以交纳税钱，这些富户则一个个趁机都去压价低收，等到官府完征之后再抬价卖出，以此牟取暴利。所以蜀中虽然多年安定无灾，多数民户却一直家无余财，而一旦蜀地气候稍有动荡，我料想民户破产者必然甚众，到那时啸聚山林之辈可就不是现在的数目了！”
冯瓒这话一说出来，几乎是满堂皆惊，就连郭炜都被惊到了。
说实话，郭炜在策划他的土地累进税制改革的时候，还是非常自得于自己的未雨绸缪的，总觉得虽然看穿历史迷雾的眼光算是作弊，不过穿越者的牛逼当真不用解释，有自己提前推出各种政策和科技来防患于未然，努力攀科技树催长这个社会，相信自己一手主导的大周可以躲过很多历史上的大坑。
然而冯瓒的这段话一出口，郭炜才醒觉到三个问题。
首先，所谓的历史先见，郭炜依靠的只是他看过的史书记载，而且记住的历史过程既不全面又不细致，如果说以前还能靠着历史的惯性料敌机先，随着他给这个世界造成的影响和改变越来越大，这样的先见之明必然会越来越少。
其次，尽管郭炜穿越之前的那个世界上，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有过很多种总结，不同的学说流派各有各的道理，郭炜对此见识得也不少，把这些学说拿过来对眼下的社会进行定性分析的能力还是自觉有的，但是在这个世界真正的优秀者面前，郭炜的分析能力也未必会有多高明。再说他现在身居皇位，等闲接近不了芸芸众生，只靠着各地官员的奏章和几个谍报机构的汇报，对民情的掌握可比不上亲民官，冯瓒方才的表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读过历史书和真正把握历史的脉搏是两回事。
就像郭炜原本是知道四川的几次民变的，宋朝平蜀之后的大范围叛乱和宋太宗末年的王小波、李顺之乱，郭炜都是学到过的，但是他对这些事变发生根源的认识非常流于表面。所以当郭炜能够提前想起来并且关注到这些可能事变的时候，他或许还可以利用各种行政机构甚至谍报部门提前介入，从而扼杀叛乱的苗头，做得好的话甚至能够消除隐患，不过一旦事情离得太远了，因为缺乏紧迫性而让他一时间想不起来的时候，那就什么预见能力都没有了。
宋朝平蜀之后在蜀地发生的大范围叛乱，因为就是紧接着平蜀发生的，而且宋朝还因此折损了不少中高级军官与文臣，所以郭炜的记忆比较深刻，对于这件事情的直接起因也有所了解，因而防范得早，预防手段的针对性很强，最终通过严肃军纪和严查乱党的双管齐下手段将之消弭于无形了。
但是王小波、李顺之乱就不同了，那个距离现在还太远，郭炜自己又在蜀地实现了和宋朝不一样的和平，他就总以为朝廷与蜀地民众之间没有了严重的仇恨与隔阂，后面的这次民变未必就会发生。
然而冯瓒的话却向郭炜展现了一幅非常鲜明的图景，蜀地照此因循下去的话，即使不是三十年，那么不出五六十年，当地还是必起民变，领头的不是王小波、李顺，那也会是张小波、赵顺。
这一切，只因为蜀地从未发生过真正的洗牌，自从两税法彻底不抑兼并之后，将近两百年因循下来流弊丛生，土地集中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贫富差距非常悬殊，阶级固化令人绝望。能够掩盖这种根本性矛盾爆发的，不过是蜀地的丰饶和良好的气候以及和平安定的环境罢了，一旦这几个好条件稍有恶化，民变就一触即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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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深化讨论
“其实也不需要增加很多官吏。”值此关键时刻，郭炜当然得出面增强一下正方的气势了，“先帝在时，就已经广派官吏到各地清丈田亩，中原、淮南、秦凤等地的田亩数及其归属早已明确造册，现在朕只需要派员在江南、西蜀、岭南、河东、吴越和闽地根据原先的版籍核查一次即可。至于今后的变动，民间土地买卖是必须到州县上契税的，地权的变动是要重新造册的，平常的州县官吏就足够处理了。”
当然，自从唐朝的杨炎推行两税法之后，国家对土地兼并不再规定限额，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土地私有的原则变为不干预或少干预的原则，土地买卖完全合法。但是在两税法实行之后，各地实际发生的土地买卖当中，有很多是富人勒逼贫民卖地而不移税，产去税存，无力交纳的贫民最终只有逃亡成为流民，这些贫民和国家都是利益严重受损方，只有依仗地方势力强行买卖土地的富户才是其中的得利者——不过中央朝廷因为财政困难而最终崩溃，这些富户一样是会遭难的，可惜习惯性出卖自家绞索的人看不到那么远。
自郭荣时期开始进行的清丈田亩工作，就是在上百年的因循苟且之后重新核定纳税田亩，对民间资产进行一次不算激烈的洗牌，明确国家税赋的真正承担者。而郭炜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这样的税赋明确性得以延续，郭炜没有明说而又能够让大家心照不宣的，自然就是未经缴纳契税的土地买卖不受国家保护，而只要土地买卖经过了官府的造册承认，这些变动是很容易反映到纳税田亩计算当中去的。
当然，因为中唐之后朝廷的行政能力严重下降，在两税法的执行过程当中，长期不调整户等，因而不能贯彻贫富分等负担的原则，大量新起的富户因此而大获其利，而败落的富户也只需要像贫民那样逃亡了事，军阀割据纷争自然就让全国统一的税收制度化为泡影。
对于这个历史遗留问题，郭炜自然也是打算通过这一次的税制改革统一解决掉。
以上的两个问题，恰恰就是王著回避了、吕胤也略过不提的实际问题，郭炜当然也不会去提，像这类得利方都不好意思摆上台面而朝廷也不方便挑破的既存弊病，只要在政策的执行当中解决掉就可以了，大肆宣扬是完全不必的。
得到李昉的支持和皇帝的力挺，王著立刻信心十足地说道：“不错！原有田亩经过一次清丈之后就进入官府版籍，新开垦的土地每五年或者十年再清丈一次，平时的土地买卖自有契税记录，除了清丈时的临时差遣，州县地方并不需要增加什么官吏。最多也就是在户曹增加些算学科出身的吏员，好依据版籍和新税制的税率梯度尽早计算出各户的应纳税额来。”
“正是如此。”李昉轻轻一拍手上的卷宗，“就是民户的租佃、矿产、务工和商贾所得，按照其每户的岁入，以总税额约为岁入的一成作为基准，低于底税所得的免税，高出的部分逐级累进，这一项看似需要增加官吏，不过原先两税法也是要核计户税的，因此这一次需要增加的官吏仍然不多，主要还是和田税一样增加些算学科吏员即可。”
“那还是要增加官吏的嘛，朝廷的俸禄支出还是会增加啊……”
王溥却是在这个时候轻轻地加了一句。
王著很不在意地看了王溥一眼，淡然说道：“那又有什么要紧的？只要陛下着人拟定的税制方案能够得到切实的执行，朝廷的岁入定然会增加，哪里会少了几个新增官吏的俸禄？而且随着今后国内的太平兴盛，商贾繁荣百业兴旺，十一之税的总额必然越来越高，加之农户新辟耕地逐年纳入版籍，这些新增的岁入只会让朝廷更加游刃有余。”
“我也来说两句吧。”一直在静静地旁听加思索的刑部尚书冯瓒，听得殿中议论声鼎沸，终于也耐不住寂寞了，“左仆射和吕学士的担忧不无道理，不过右仆射和李尚书看新税制方案显然更为细致长远。我在蜀地守牧多年，历经梓州、成都府非止一处，颇知其间民情。蜀地虽称富庶，不过长年和平下来，又没有像先帝那样清丈田亩，两税法多年因循下来，其中的弊端已经颇为深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户沦为佃户、庄客者尚在其次，被积年欠税所迫而流亡落草者甚众，才是莫大的隐忧。”
王溥听了这话就是一惊，连忙转头向冯瓒问道：“在平蜀之后，朝廷不是蠲免了蜀地一至两年的赋税，而且一举免去了历年的积欠么？怎么还会有民户被积年欠税所迫而流亡落草？”
冯瓒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左仆射有所不知，孟氏居蜀时的积欠可以一笔免去，但是两税法的账册版籍俱在，不进行重新的清丈料民，那些早已卖地而不曾移税的贫户不还是要按册缴纳税赋么？他们早已失去田产沦为佃户、庄客，却还要按照官府的账册缴纳地税，租佃所得无力交纳，除了逃亡之外又能何为？”
看王溥等人被自己说出来的情况惊得一愕，冯瓒继续增加打击力度：“加之蜀地的富户财富山积却无需承担多少赋税，而两税又规定纳钱，一般民户手中并无余钱，每逢夏秋两征时都要贱卖绢帛、谷物或其他土产以交纳税钱，这些富户则一个个趁机都去压价低收，等到官府完征之后再抬价卖出，以此牟取暴利。所以蜀中虽然多年安定无灾，多数民户却一直家无余财，而一旦蜀地气候稍有动荡，我料想民户破产者必然甚众，到那时啸聚山林之辈可就不是现在的数目了！”
冯瓒这话一说出来，几乎是满堂皆惊，就连郭炜都被惊到了。
说实话，郭炜在策划他的土地累进税制改革的时候，还是非常自得于自己的未雨绸缪的，总觉得虽然看穿历史迷雾的眼光算是作弊，不过穿越者的牛逼当真不用解释，有自己提前推出各种政策和科技来防患于未然，努力攀科技树催长这个社会，相信自己一手主导的大周可以躲过很多历史上的大坑。
然而冯瓒的这段话一出口，郭炜才醒觉到三个问题。
首先，所谓的历史先见，郭炜依靠的只是他看过的史书记载，而且记住的历史过程既不全面又不细致，如果说以前还能靠着历史的惯性料敌机先，随着他给这个世界造成的影响和改变越来越大，这样的先见之明必然会越来越少。
其次，尽管郭炜穿越之前的那个世界上，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有过很多种总结，不同的学说流派各有各的道理，郭炜对此见识得也不少，把这些学说拿过来对眼下的社会进行定性分析的能力还是自觉有的，但是在这个世界真正的优秀者面前，郭炜的分析能力也未必会有多高明。再说他现在身居皇位，等闲接近不了芸芸众生，只靠着各地官员的奏章和几个谍报机构的汇报，对民情的掌握可比不上亲民官，冯瓒方才的表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读过历史书和真正把握历史的脉搏是两回事。
就像郭炜原本是知道四川的几次民变的，宋朝平蜀之后的大范围叛乱和宋太宗末年的王小波、李顺之乱，郭炜都是学到过的，但是他对这些事变发生根源的认识非常流于表面。所以当郭炜能够提前想起来并且关注到这些可能事变的时候，他或许还可以利用各种行政机构甚至谍报部门提前介入，从而扼杀叛乱的苗头，做得好的话甚至能够消除隐患，不过一旦事情离得太远了，因为缺乏紧迫性而让他一时间想不起来的时候，那就什么预见能力都没有了。
宋朝平蜀之后在蜀地发生的大范围叛乱，因为就是紧接着平蜀发生的，而且宋朝还因此折损了不少中高级军官与文臣，所以郭炜的记忆比较深刻，对于这件事情的直接起因也有所了解，因而防范得早，预防手段的针对性很强，最终通过严肃军纪和严查乱党的双管齐下手段将之消弭于无形了。
但是王小波、李顺之乱就不同了，那个距离现在还太远，郭炜自己又在蜀地实现了和宋朝不一样的和平，他就总以为朝廷与蜀地民众之间没有了严重的仇恨与隔阂，后面的这次民变未必就会发生。
然而冯瓒的话却向郭炜展现了一幅非常鲜明的图景，蜀地照此因循下去的话，即使不是三十年，那么不出五六十年，当地还是必起民变，领头的不是王小波、李顺，那也会是张小波、赵顺。
这一切，只因为蜀地从未发生过真正的洗牌，自从两税法彻底不抑兼并之后，将近两百年因循下来流弊丛生，土地集中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贫富差距非常悬殊，阶级固化令人绝望。能够掩盖这种根本性矛盾爆发的，不过是蜀地的丰饶和良好的气候以及和平安定的环境罢了，一旦这几个好条件稍有恶化，民变就一触即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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