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2章 】 民国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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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2章 民国三考
ps：最近有读者在书评区质疑战前德国资产数量，我不敢妄加评断说对错，只摆一下我的数据来源。根据《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第四版，欧洲卷）第960页国民账户序列cf（当年净增资本总值）资料，按9不变价格计算，900-9年这4年间德国净增加资本9亿马克，按照马克与英镑22:的汇率，折合英镑为47亿。同时，考虑到在账目处理上固定资产的摊销年份一般为2-5年，姑且按4年摊销计算，意味着正好摊销一遍，将这个数字还原回去，900-9德国资本投资总额在亿英镑左右。这还仅仅是900-9这4年的投资额，在900德国已是世界第二强国的前提下，900以前的资本基础只多不少。另外，一战基本没有涉及德国本土，德国经济基本上是完整保留下来的，94-9是另一个工业投资高峰，工业资本总量飞速增长，但因为战争缘故，没有确切统计数据。当然，亿不见得完全是工业领域的，但哪怕打个折，也很容易超过40亿英镑。
因此，对“所谓99年协约国估计德国工业资产总量不超过40亿英镑”的观点我深表质疑，不知道能否列明具体的书籍或者论文来源，如果仅仅是论坛或者络上的观点，很难令人信服。
另外，北方集团在欧美金融市场赚钱主力不是靠股票，股票不但容量有限而且有很多限制，北方集团主要靠期货、外汇和黄金市场，这几个市场的容量大、流动性高而且限制性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了解一下，上海、深圳股票市场一天000个亿的成交量算是很高了，而上海期货市场光螺纹钢期货一个品种交易量大的时候一天就有400万手（每手交易额算5万），约400亿的成交量。因为期货、外汇、黄金等都是t+0交易，一天理论上可以交易无限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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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民国三大考，当然是这几年逐步形成的一种社会风气。第一考是每年9月的公务员考试，中央各部、各省都要举行公务员考试，虽然取消科举很多年了，但鲤鱼跳龙门的念头从未在民间断绝，若说老百姓对政fu近几年施针最好的印象是什么，公务员考试绝对排的上前三。满清废除了科举，从内容来衡量自然是不错的，但因为阻止了士绅进入官僚的途径，遭到所有知识分子的摒弃，公务员考试却是结结实实与做官联系在一起的，岂能不引起人们的趋之若鹜？说到底，大家追求的只是考试做官这个相对公平的方式与跻身官场的快速捷径，对于考什么内容大可以商榷。哪怕规定考甲骨文，用不了几年，中国就能形成甲骨文研究**。
第二考是每年6月的升学考试。初等小学升高等小学，小学升中学，中学升大学等各类升学考试全部安排在这个时节，哪怕在发达城区推广6年普及教育，也至少有40的学生会被考试刷下去。单纯的升学考试已是时人关注的焦点，一旦升学与公务员考试挂起钩来，那就更不得了。没有中学文凭（或中等师范学堂文凭），是没有资格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教育部做过测算，青年学生一路从初等小学升上来，差不多000个里只有个才能升入大学，当然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能通过这座独木桥顺利前行的，自然是升学考试的功劳。好在中华民族应试能力之强是出了名的，对于从上到下的考试，所有人都认为公平、公正。
第三考不是国家机关正式组织的，而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现象。民国正式成立以后，每年月份北方集团各成员企业都会进行技术比武和招工。考试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在北方集团体系内建立工人技术等级制度，每个工人都要按照工种进行评定。这是北方集团参照军队军衔制度以后精心定出来的，每个工种均分为-9级，级最低，9级最高，学徒则是预备级，级别与年资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能力。在北方集团体系内，不但薪水、福利与等级直接挂钩，在社会地位、荣誉等方面，高级别也具有优势，级别多少通过工作服可以得清清楚楚，像有些车床九级工，可以在不借助精密测量仪器的情况下，单凭眼力和感觉将零件加工误差控制在0毫米左右，端的是十分了得。在北方集团内部有句顺口溜，“做到九级工，给个县长也不换”，九级工的薪水是县长薪水的倍，集团按照技术专家的标准给予独栋2层小楼居住，外出时可以申请专车。自然，九级工的头衔也不是那么好拿的，北方集团内数百万的工人队伍，拥有九级工的还不到000个，这还散布在全国各地。而全国县级以上的官员却有一万多个，从稀缺性的角度来说，还真是给个县长也不换。
除了内部定级以外，北方集团还面向外部招考，每年的招聘工作就是通过月份的招考来实现的。于是乎，如同学子赶考一样，凡是有点想法，有点追求的工人都会在这个时间点赴北方集团的招考。 北方集团待遇之优渥、发展前景之好是出了名的。薪水待遇只是一个方面，除此以外的方方面面更是让人眼红心热，工作满年就可以进入工人专属住宅区，一般称某某新村，里面集中供电、供水，各类设施一应俱全，不仅有自己的商店，还有自己的学校和医院，活脱脱一个小社会，每到晚上或者周末，剧院还会放电影。活在这个新村里，所有人才明白什么是文明生活，体会到的是尊重、尊严与骄傲。
企业办社会在历史上是被否定的，但在眼下的民国，这套体系被所有人叫好，构成了秦时竹政权的坚实基础。为什么全国上下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人都说沈麒昌、禹之谟等人的好话，都赞扬他们的功绩，原因就在于此这个企业办社会的套路。北方集团不是为了几个人或者一些人发家致富，而是真真切切为这个国家在考虑，将更多的利益反馈给工人阶层，当北方集团的工人下班后能电影、逛商场、洗热水澡的时候，别的企业的工友说不定还在继续干活，这种鲜明的反差只会激励他将工作做得更好——不好好干活，怎么对得起这份待遇？
一个人或许当不了官、成不了知识分子，因为这需要天赋，但当好一个工人却容易得多。在这样样板效应和对比之下，每年北方集团的工人招考就成为所有人趋之若鹜的地方，高门槛带来的是高效率。表面上北方集团在企业办社会的时候投入了大量金钱，可也通过了效率提升获得了额外的发展空间，更融洽了劳资关系，在北方集团里，磨洋工、偷奸耍滑是没有市场的，在享受优厚待遇的同时，每个人都在拼命工作。因为，每年北方集团招考，都是0个甚至20个工人竞争一个位置，好中选好，优中选优。即便进入了集团体系，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集团还有末位淘汰制度，连续两次排名或者总计三次排名最后是要被毫不留情裁撤地，这也意味着被逐出工人新村。
通过招考挤压与人才流动，北方集团还形成了溢出效应，使得外部企业成为北方集团熟练工的培养基地。用时髦的段子来概括，每个工人，“要么是在北方集团上工，要么是在准备去北方集团上工的路上”，迫使北方集团以外的资本家也不敢过分压迫工人，原本租界里、开放口岸洋人办的血汗工厂难以为继，就连在香港工作的工人，都想方设法要回来。只有在这样的工厂里，才真真切切觉得自己像个人。
在社会保障法案正式通过以后，北方集团立刻发表声明表示拥护，精心遴选出0余家全资企业参与试点，并明确提出在5年内建成惠及所有在职员工（指试点企业）的社保体系。一想到满脸油污的工人阶级也要和受人尊敬的政fu官员、教师一样享有医疗、养老保险时，所有人都是按耐不住的高兴——这当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同样，当年的招工考试竞争就更激烈了，进去以后不仅意味着现在有了保障，将来都有了保障。
实际上，企业办社会也直接推动着北方集团自身的发展，住房、马路等市政建设需要水泥、钢材，水电需要设备，运行在新村内的当当车需要交通工具，这些反过来又促进了集团体系内提供这类产品的企业发展。工人获得较高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又通过消费还原为集团的自我市场，数百万的工人，几千万工人家属所形成的消费市场还是异常可观的，除了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外，他们关于餐饮、购物、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又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并带动了房地产的提升，毕竟工人新村除了工人住宅的产权归于集团外，其他规划好的公用设施和消费中心都是商业化的。与后世单纯企业办社会还有点不一样，多少考虑了商业运作与资产升值。
其实，工人新村对城市而言，相当于又形成了一个“租界”，但这个租界与原城区不是畸形寄生的关系，而是良性互动的产物，它提供了一种较高的、具有示范效应、惠及较多人群的文明生活水平与方式，同时又没有外国租界中的民族压迫与歧视。至于贫富差距带来阶级压迫，在没有人身依附的前提下，阶级对立在这个区域内并不是重点，更何况贫富差距本来就是先天存在的，工人新村的目的并不是对此加以改造。
对工人新村的经营事实上如同对产业的经营一样，同样是个先投入后产出的过程，用秦时竹的话说，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从第三考的盛况来，已经成功了，而且在向外传递。张謇的大生集团在南通仿效工人新村开展了大生新村的建设，周学熙、简家兄弟等一流资本家，也提出了希望纳入工人新村一体建设的要求。
也许，在秦时竹的心目中，新村建设未尝不是一条民国特色城市化的道路。
第022章 民国三考
ps：最近有读者在书评区质疑战前德国资产数量，我不敢妄加评断说对错，只摆一下我的数据来源。根据《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第四版，欧洲卷）第960页国民账户序列cf（当年净增资本总值）资料，按9不变价格计算，900-9年这4年间德国净增加资本9亿马克，按照马克与英镑22:的汇率，折合英镑为47亿。同时，考虑到在账目处理上固定资产的摊销年份一般为2-5年，姑且按4年摊销计算，意味着正好摊销一遍，将这个数字还原回去，900-9德国资本投资总额在亿英镑左右。这还仅仅是900-9这4年的投资额，在900德国已是世界第二强国的前提下，900以前的资本基础只多不少。另外，一战基本没有涉及德国本土，德国经济基本上是完整保留下来的，94-9是另一个工业投资高峰，工业资本总量飞速增长，但因为战争缘故，没有确切统计数据。当然，亿不见得完全是工业领域的，但哪怕打个折，也很容易超过40亿英镑。
因此，对“所谓99年协约国估计德国工业资产总量不超过40亿英镑”的观点我深表质疑，不知道能否列明具体的书籍或者论文来源，如果仅仅是论坛或者络上的观点，很难令人信服。
另外，北方集团在欧美金融市场赚钱主力不是靠股票，股票不但容量有限而且有很多限制，北方集团主要靠期货、外汇和黄金市场，这几个市场的容量大、流动性高而且限制性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了解一下，上海、深圳股票市场一天000个亿的成交量算是很高了，而上海期货市场光螺纹钢期货一个品种交易量大的时候一天就有400万手（每手交易额算5万），约400亿的成交量。因为期货、外汇、黄金等都是t+0交易，一天理论上可以交易无限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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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民国三大考，当然是这几年逐步形成的一种社会风气。第一考是每年9月的公务员考试，中央各部、各省都要举行公务员考试，虽然取消科举很多年了，但鲤鱼跳龙门的念头从未在民间断绝，若说老百姓对政fu近几年施针最好的印象是什么，公务员考试绝对排的上前三。满清废除了科举，从内容来衡量自然是不错的，但因为阻止了士绅进入官僚的途径，遭到所有知识分子的摒弃，公务员考试却是结结实实与做官联系在一起的，岂能不引起人们的趋之若鹜？说到底，大家追求的只是考试做官这个相对公平的方式与跻身官场的快速捷径，对于考什么内容大可以商榷。哪怕规定考甲骨文，用不了几年，中国就能形成甲骨文研究**。
第二考是每年6月的升学考试。初等小学升高等小学，小学升中学，中学升大学等各类升学考试全部安排在这个时节，哪怕在发达城区推广6年普及教育，也至少有40的学生会被考试刷下去。单纯的升学考试已是时人关注的焦点，一旦升学与公务员考试挂起钩来，那就更不得了。没有中学文凭（或中等师范学堂文凭），是没有资格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教育部做过测算，青年学生一路从初等小学升上来，差不多000个里只有个才能升入大学，当然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能通过这座独木桥顺利前行的，自然是升学考试的功劳。好在中华民族应试能力之强是出了名的，对于从上到下的考试，所有人都认为公平、公正。
第三考不是国家机关正式组织的，而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现象。民国正式成立以后，每年月份北方集团各成员企业都会进行技术比武和招工。考试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在北方集团体系内建立工人技术等级制度，每个工人都要按照工种进行评定。这是北方集团参照军队军衔制度以后精心定出来的，每个工种均分为-9级，级最低，9级最高，学徒则是预备级，级别与年资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能力。在北方集团体系内，不但薪水、福利与等级直接挂钩，在社会地位、荣誉等方面，高级别也具有优势，级别多少通过工作服可以得清清楚楚，像有些车床九级工，可以在不借助精密测量仪器的情况下，单凭眼力和感觉将零件加工误差控制在0毫米左右，端的是十分了得。在北方集团内部有句顺口溜，“做到九级工，给个县长也不换”，九级工的薪水是县长薪水的倍，集团按照技术专家的标准给予独栋2层小楼居住，外出时可以申请专车。自然，九级工的头衔也不是那么好拿的，北方集团内数百万的工人队伍，拥有九级工的还不到000个，这还散布在全国各地。而全国县级以上的官员却有一万多个，从稀缺性的角度来说，还真是给个县长也不换。
除了内部定级以外，北方集团还面向外部招考，每年的招聘工作就是通过月份的招考来实现的。于是乎，如同学子赶考一样，凡是有点想法，有点追求的工人都会在这个时间点赴北方集团的招考。 北方集团待遇之优渥、发展前景之好是出了名的。薪水待遇只是一个方面，除此以外的方方面面更是让人眼红心热，工作满年就可以进入工人专属住宅区，一般称某某新村，里面集中供电、供水，各类设施一应俱全，不仅有自己的商店，还有自己的学校和医院，活脱脱一个小社会，每到晚上或者周末，剧院还会放电影。活在这个新村里，所有人才明白什么是文明生活，体会到的是尊重、尊严与骄傲。
企业办社会在历史上是被否定的，但在眼下的民国，这套体系被所有人叫好，构成了秦时竹政权的坚实基础。为什么全国上下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人都说沈麒昌、禹之谟等人的好话，都赞扬他们的功绩，原因就在于此这个企业办社会的套路。北方集团不是为了几个人或者一些人发家致富，而是真真切切为这个国家在考虑，将更多的利益反馈给工人阶层，当北方集团的工人下班后能电影、逛商场、洗热水澡的时候，别的企业的工友说不定还在继续干活，这种鲜明的反差只会激励他将工作做得更好——不好好干活，怎么对得起这份待遇？
一个人或许当不了官、成不了知识分子，因为这需要天赋，但当好一个工人却容易得多。在这样样板效应和对比之下，每年北方集团的工人招考就成为所有人趋之若鹜的地方，高门槛带来的是高效率。表面上北方集团在企业办社会的时候投入了大量金钱，可也通过了效率提升获得了额外的发展空间，更融洽了劳资关系，在北方集团里，磨洋工、偷奸耍滑是没有市场的，在享受优厚待遇的同时，每个人都在拼命工作。因为，每年北方集团招考，都是0个甚至20个工人竞争一个位置，好中选好，优中选优。即便进入了集团体系，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集团还有末位淘汰制度，连续两次排名或者总计三次排名最后是要被毫不留情裁撤地，这也意味着被逐出工人新村。
通过招考挤压与人才流动，北方集团还形成了溢出效应，使得外部企业成为北方集团熟练工的培养基地。用时髦的段子来概括，每个工人，“要么是在北方集团上工，要么是在准备去北方集团上工的路上”，迫使北方集团以外的资本家也不敢过分压迫工人，原本租界里、开放口岸洋人办的血汗工厂难以为继，就连在香港工作的工人，都想方设法要回来。只有在这样的工厂里，才真真切切觉得自己像个人。
在社会保障法案正式通过以后，北方集团立刻发表声明表示拥护，精心遴选出0余家全资企业参与试点，并明确提出在5年内建成惠及所有在职员工（指试点企业）的社保体系。一想到满脸油污的工人阶级也要和受人尊敬的政fu官员、教师一样享有医疗、养老保险时，所有人都是按耐不住的高兴——这当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同样，当年的招工考试竞争就更激烈了，进去以后不仅意味着现在有了保障，将来都有了保障。
实际上，企业办社会也直接推动着北方集团自身的发展，住房、马路等市政建设需要水泥、钢材，水电需要设备，运行在新村内的当当车需要交通工具，这些反过来又促进了集团体系内提供这类产品的企业发展。工人获得较高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又通过消费还原为集团的自我市场，数百万的工人，几千万工人家属所形成的消费市场还是异常可观的，除了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外，他们关于餐饮、购物、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又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并带动了房地产的提升，毕竟工人新村除了工人住宅的产权归于集团外，其他规划好的公用设施和消费中心都是商业化的。与后世单纯企业办社会还有点不一样，多少考虑了商业运作与资产升值。
其实，工人新村对城市而言，相当于又形成了一个“租界”，但这个租界与原城区不是畸形寄生的关系，而是良性互动的产物，它提供了一种较高的、具有示范效应、惠及较多人群的文明生活水平与方式，同时又没有外国租界中的民族压迫与歧视。至于贫富差距带来阶级压迫，在没有人身依附的前提下，阶级对立在这个区域内并不是重点，更何况贫富差距本来就是先天存在的，工人新村的目的并不是对此加以改造。
对工人新村的经营事实上如同对产业的经营一样，同样是个先投入后产出的过程，用秦时竹的话说，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从第三考的盛况来，已经成功了，而且在向外传递。张謇的大生集团在南通仿效工人新村开展了大生新村的建设，周学熙、简家兄弟等一流资本家，也提出了希望纳入工人新村一体建设的要求。
也许，在秦时竹的心目中，新村建设未尝不是一条民国特色城市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