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5章 出淤泥而不染
推荐阅读:宇宙职业选手、斗罗大陆V重生唐三、万相之王、星门、剑道第一仙、雪中悍刀行、剑来、一剑独尊、全职艺术家、牧龙师
一秒记住【笔趣阁 www.biqugexszw.com】,精彩小说无弹窗免费阅读!
烟台水师演习之后,李国楼跟随李鸿章,在直隶地区展开巡察,在每个省城开千人大会,把大清改制的春风带到各地。一般由李鸿章做主报告,李国楼做副报告,当地官员做结束语,一堂大会要开半天时间。晚上的接风宴,李国楼只带一个夫人出席,即保持威仪,又让心怀叵测的歌姬,知难而退。
一个多月的会海议政,让李国楼苦不堪言,奔波劳碌不说,这自家的生意顾不过來。做官就是会议多,李鸿章每天收到朝廷的文书,还要征询李国楼的意见,简直把他当做书办用。
李国楼发几句牢骚,想早点回京,不想和地方官员打交道。被李鸿章狠狠的批评一通,告诫他戒急忍用的道理。想要政令通畅,就要和下面处理好关系,面对面的交流才最有效,行政命令,不止靠一纸敕令,与人沟通,妥善解决各种问題,才是为官之道。李鸿章又说了一大堆关心地方百姓疾苦的长篇大论,让李国楼站了老半天。
李国楼诚恳的做了千字书面检查,这才得到李鸿章的谅解。趁着会海的间隙,李国楼还察看了地方民情,体恤下面官员办事的难处,带着四位夫人做送温暖活动。
沿途官道两旁以瓦房居多,但只要是小道,就以茅草房居多,热闹的城镇讨饭的人扎堆,大清百姓生活在贫困线上挣扎。寒风中身穿破衣,手捧一只破碗,手持一根打狗棒的叫花子,看见马队已经,立刻來精神,跪在地上讨要钱财。
李国楼一路看着这一幕,心情变得沉重。他对农村建设沒做出多大贡献,只搞了变相的土地改革,但沒有动摇农村乡绅阶层的根本,农村还是贫穷落后,穷人还是穷人。他的大清工业改制道路,沒有让广大农民得益,还让城市和农村的面貌更加二级分化,这是不好的先兆,会让更多人产生仇富心态。
怎么样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呢?李国楼第一次有了这种想法。在随后的巡察中,李国楼的身影出现在农村里,和地方官吏探讨这个民生的问題。
大清勋戚贵族的领地庄田,较前朝有所缩小,官僚、缙绅对土地的兼并,则有所增加。而商人兼并土地的活动,则成为相当突出的现象。大清入关以后,曾将明朝的一部分贵族庄田改为更名田,这是把皇庄转化为民田的一项措施。清初虽然在京畿地区进行过大规模的圈地,建立了大量的皇庄旗地,但后來也逐渐向民田转化。因此相对明朝而言,勋戚贵族的领地庄田,实际上有所缩小。但皇亲贵族以外的官僚缙绅,还是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部分地主阶级的实力,还有所发展,至少看不出有任何削弱的迹象。
官僚之所以能迅速兼并大量土地,并不单纯依靠他的禄俸。大清官僚的正俸,是相当低的。一个一、二品大员,年俸只有一百多两。雍正时期,在正俸之外,又加上所谓养廉,但平均计算,养廉也不过相当正俸的六倍,而且也不能完全保证。显然,单靠正俸和养廉,是不可能满足官僚对土地的巨大**的。官僚之所以能集中大量的土地,主要是依靠官僚的特权地位,贪污纳贿,巧取豪夺。
官场历來是贪污纳贿之所,正俸收入是可以计算的,贪污纳贿收入,则无法加以计算。一个巡抚,年俸不过一百余两,而一个巡抚衙门,每年收受下属的规礼,在贵州为一万余两,在山东则达十一万余两。如果说,平均计算,养廉相当正俸的六倍,那么,单是规礼一项,就相当正俸的九十多倍。至于规礼以外的非法收入,更是倍蓰于此。
封建官僚依仗特权地位,对土地进行巧取豪夺。官僚兼并的土地,往往在他的任所。
地权分配的另一特点是:商人兼并土地的活动突出地引人注目。
商人对土地的兼并,和商业资本的活跃有密切的联系。官僚地主兼并土地,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政治的权力,商人兼并土地,则主要依靠经济的权力。
当政治权力在土地的兼并上发挥主导的作用时,商业资本向土地的转移,就缺乏必要的保障,从而缺乏相应的推动力。
此时,贵族、官僚、缙绅,仍然是特权地主。但是,他们的特权地位,视明朝已有所削弱,商人的势力,则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扩大而有所增长。山西的票商,两淮的盐商,广东的行商,福建的海商以及安徽的徽州商人,江苏的洞庭商人等等,都已形成资本以万计的商人集团。这些大商人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土地进行大量的兼并。
商人兼并土地,就其数量而言,似乎不及官僚。但是他们却十分活跃,他们手中的资金,有较大的流动性,哪里出现兼并土地的机会,他们就会闻风而至。山西商人远至河南兼并土地,徽州商人到苏北购买土地,广东商人到广西购买土地。在山东、山西等十三省中,都存在“以彼邑民人置买此邑地亩”的大量事实。单是山东一省,就有六十一县之多。
由于商人资本有较大的流动性,兼并土地的商人,就能在农民遭受灾荒饥饿时,压价收买土地。山东、江苏、安徽、湖北等省发生旱灾,聚集在扬州、汉口、徽州的盐商,就纷纷盘算越境买产以图利。毫无疑问,这种兼并土地的方式,给农民带來双重的灾难。
在商人兼并土地的过程中,高利贷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兼并土地的商人,或者在青黄不接,粮价高涨之时,贷粮折价于缺粮的农民,收取高利,剥削农民到破家荡产,然后“折收田、房”,达到兼并农民土地的目的。或者接受农民典当土地,通过典当、找凑,到最后卖断,使高利贷发挥巨大的作用。山西商人就是通过高利贷兼并土地的典型。在福建农村的土地买卖中,存在着大量的典卖土地的事例。在江苏,甚至有一种“典多于田”的地主,典当利息既是他的主要收入,又是他兼并土地的主要手段。
通过高利贷的方式兼并土地,并不限于商人。官僚地主乃至一般地主,也常常是敲剥农民的高利贷者。大官僚高士奇、徐乾学以及和珅等人,都同时拥有不少当铺或银号。人们称“士大夫挟囊中装而问舍求田,犹其上者”,而“放债以权子母之利”,在“鱼肉乡曲”方面,则是“刀锥相竞”。在高利贷兼并土地的活动中,商人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而这种兼并的方式,给农民带來双重的苦难,是毫无疑问的。
李国楼曾经发国难财,趁着闯山东的一股浪潮,和七里屯的大地主王出任合作,在山东圈地,不显山不露水就圈占了近万亩土地。虽然之后以身作则,捐出了所有圈占的土地,把山东圈占的万亩土地建成大农场,以国有的形式招揽流民,以此來邀名,试行他的土地改制。但他当初可沒想为国为民,而是行卑劣的手段,凭借叔公李鸿章的牌子,捞取不义之财。
但如今李国楼思想境界大跨越,早已不做与民争利之事,而是雏鸟反哺,想为三亿农民找寻出路。
此时大清人口大爆炸,为了解决人民的生计,清政府引进许多高产农作物,从南美洲引入玉米、番薯、马铃薯,在各地加以推广。还出版多本农业书籍,教农民种植玉米、番薯、马铃薯。正是由于番薯、马铃薯等高产农作物的突出贡献,沒让百姓饿殍遍野,才让大清度过最危险的太平天国战乱时代。
但番薯等高产农作物也有很大的弱点,那就是营养单一,味道偏差,可深加工的价值少,作为一时救急尚可,长期主食必将导致人体营养不良,面如菜色,身体素质大幅下降,也必然影响人体的正常智力发育。
高产农作物从清初到乾隆时代兴旺蓬勃,“番薯盛世”已经尝到恶果。人民变得孱弱不堪,人种的素质急剧下降,大清成年人不足一米七,身形偏瘦,佝偻病在农村普遍流行,歪瓜裂枣的残疾人在城镇里随处可见。这也引起大清军队的战斗力下降,大清军队打不过八国联军,也有人种上的弱点,最后的肉搏战是讲体格的,八国联军先天上就占有绝对优势。
人种优劣也是胜败的关键,汉人打南蛮子,就是靠身大力不亏。李国楼富国强军之路,当然要考虑军人的战斗力,此时的黄种人和白种人落差很大,黄种人已成劣等民族的同义词,不讲民族自尊心问題,这和身高、身形、脸色有关,同样一个正常大清人和洋人站一块,两相比较立马分出优劣。
老百姓一日二餐,有一半米饭,就算富农了,农民大都以番薯、马铃薯为主食。李国楼在农村,就看农民的米缸,关心亩产问題,看见农家门口那口大缸,那是农家肥料的主营地,全靠人畜的粪便,李国楼已知如何帮助农民走出贫困。
李国楼挑灯夜战,写出一篇《大清建设化肥厂的迫切性》,论述了黄种人变成劣等民族的缘由,不是靠战场上的胜利,而是靠人种的改良,要改变人民的主食结构,才能让一个国家面貌一新。要大面积实施化肥施田,才能让农作物产量提高,至于化肥的利弊也分析一遍,要让人抛弃恐惧的想法,合理施肥不会产生不良后果。最后又痛斥了官商兼并土地的恶果,抒发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沒谈切实可行的方案,无为而治的理想社会,是他论述的中心思想。李国楼不敢提“均贫富”的主张,那岂不要引起一场内战,明知行不通,就倡导理想化社会,冠冕堂皇的空话,作为结束语。
李国楼知道李鸿章有早上看折子的习惯,一大早就离开馆驿,去李鸿章的保定直隶总督府,李鸿章就住在后院。李国楼不用通禀,直接把折子递给李鸿章。
叫了声,“叔公、叔母,我自己來。”李国楼就坐下來喝粥,嘴里说道:“叔公,我一宿沒睡,你就看前面就成。建化肥厂我只能承包直隶地区,主要原料就是磷钾以及制造一些杀虫剂,这能让亩产增加三至四成,甚至翻倍也有可能。再远运输成本就上去了,老百姓就用不起,要在各地兴建化肥厂,我鞭长莫及,你别想让我干,这个钱我不想赚,让利于民嘛。”
李鸿章只对工业感兴趣,看了李国楼的折子,果真看了一半,就把折子合上了,说道:“小楼,关于农业问題,我是门外汉,在朝堂上沒有发言权。你可以和左宗棠探讨得失,先把折子交予户部,让户部尚书余书珍研究一下。不过你也不要灰心,直隶、两江地区由你试行,我会吹吹风,以行政手段让老百姓用化肥的,做到不亏本,对得起良心即可。”
“傅相大人,化肥厂关系到民生,我独家经营,收回投资就撤资,以后还是让经述经营。这个行业比绸缎庄好千倍,赚的钱可以买一座保定府。”李国楼实话实说,他不是三头六臂的哪吒,总有个极限。外资引进这块熟悉,他可以找天津租界的法国公使罗淑亚,甚至英国公使威妥玛,还能比较出一个差价。以后托拉斯垄断经营化肥产业,赚三亿农民的钱,还是送一份大礼给李鸿章,这样李鸿章才会上心,不会推诿不管,人民生活才能显著提高。
果然李鸿章立刻上钩,又拿起折子,这次看得仔细,频频点头道:“嗯,建设一座年产四十万吨的化肥厂,舍我其谁!小楼,你办事我放心,在年关以前去次天津,和洋人谈生意,你最牢靠。”
李鸿章对李国楼最放心,因为只有这个族孙,不会收洋人的回扣,损害大清的利益。《烟台条约》签订,李国楼虽然收了英国人的贿赂,拿了一座地处烟台的花园洋房,这是官场外交谈判的潜规则,他不能上缴给国库,但李国楼如实禀明李鸿章,做事光明磊落,对得起天地良心。至于李鸿章让他收了,也是顺应潮流,大家都在一个淤塘里,才会出淤泥而不染。
〖
烟台水师演习之后,李国楼跟随李鸿章,在直隶地区展开巡察,在每个省城开千人大会,把大清改制的春风带到各地。一般由李鸿章做主报告,李国楼做副报告,当地官员做结束语,一堂大会要开半天时间。晚上的接风宴,李国楼只带一个夫人出席,即保持威仪,又让心怀叵测的歌姬,知难而退。
一个多月的会海议政,让李国楼苦不堪言,奔波劳碌不说,这自家的生意顾不过來。做官就是会议多,李鸿章每天收到朝廷的文书,还要征询李国楼的意见,简直把他当做书办用。
李国楼发几句牢骚,想早点回京,不想和地方官员打交道。被李鸿章狠狠的批评一通,告诫他戒急忍用的道理。想要政令通畅,就要和下面处理好关系,面对面的交流才最有效,行政命令,不止靠一纸敕令,与人沟通,妥善解决各种问題,才是为官之道。李鸿章又说了一大堆关心地方百姓疾苦的长篇大论,让李国楼站了老半天。
李国楼诚恳的做了千字书面检查,这才得到李鸿章的谅解。趁着会海的间隙,李国楼还察看了地方民情,体恤下面官员办事的难处,带着四位夫人做送温暖活动。
沿途官道两旁以瓦房居多,但只要是小道,就以茅草房居多,热闹的城镇讨饭的人扎堆,大清百姓生活在贫困线上挣扎。寒风中身穿破衣,手捧一只破碗,手持一根打狗棒的叫花子,看见马队已经,立刻來精神,跪在地上讨要钱财。
李国楼一路看着这一幕,心情变得沉重。他对农村建设沒做出多大贡献,只搞了变相的土地改革,但沒有动摇农村乡绅阶层的根本,农村还是贫穷落后,穷人还是穷人。他的大清工业改制道路,沒有让广大农民得益,还让城市和农村的面貌更加二级分化,这是不好的先兆,会让更多人产生仇富心态。
怎么样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呢?李国楼第一次有了这种想法。在随后的巡察中,李国楼的身影出现在农村里,和地方官吏探讨这个民生的问題。
大清勋戚贵族的领地庄田,较前朝有所缩小,官僚、缙绅对土地的兼并,则有所增加。而商人兼并土地的活动,则成为相当突出的现象。大清入关以后,曾将明朝的一部分贵族庄田改为更名田,这是把皇庄转化为民田的一项措施。清初虽然在京畿地区进行过大规模的圈地,建立了大量的皇庄旗地,但后來也逐渐向民田转化。因此相对明朝而言,勋戚贵族的领地庄田,实际上有所缩小。但皇亲贵族以外的官僚缙绅,还是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部分地主阶级的实力,还有所发展,至少看不出有任何削弱的迹象。
官僚之所以能迅速兼并大量土地,并不单纯依靠他的禄俸。大清官僚的正俸,是相当低的。一个一、二品大员,年俸只有一百多两。雍正时期,在正俸之外,又加上所谓养廉,但平均计算,养廉也不过相当正俸的六倍,而且也不能完全保证。显然,单靠正俸和养廉,是不可能满足官僚对土地的巨大**的。官僚之所以能集中大量的土地,主要是依靠官僚的特权地位,贪污纳贿,巧取豪夺。
官场历來是贪污纳贿之所,正俸收入是可以计算的,贪污纳贿收入,则无法加以计算。一个巡抚,年俸不过一百余两,而一个巡抚衙门,每年收受下属的规礼,在贵州为一万余两,在山东则达十一万余两。如果说,平均计算,养廉相当正俸的六倍,那么,单是规礼一项,就相当正俸的九十多倍。至于规礼以外的非法收入,更是倍蓰于此。
封建官僚依仗特权地位,对土地进行巧取豪夺。官僚兼并的土地,往往在他的任所。
地权分配的另一特点是:商人兼并土地的活动突出地引人注目。
商人对土地的兼并,和商业资本的活跃有密切的联系。官僚地主兼并土地,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政治的权力,商人兼并土地,则主要依靠经济的权力。
当政治权力在土地的兼并上发挥主导的作用时,商业资本向土地的转移,就缺乏必要的保障,从而缺乏相应的推动力。
此时,贵族、官僚、缙绅,仍然是特权地主。但是,他们的特权地位,视明朝已有所削弱,商人的势力,则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扩大而有所增长。山西的票商,两淮的盐商,广东的行商,福建的海商以及安徽的徽州商人,江苏的洞庭商人等等,都已形成资本以万计的商人集团。这些大商人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土地进行大量的兼并。
商人兼并土地,就其数量而言,似乎不及官僚。但是他们却十分活跃,他们手中的资金,有较大的流动性,哪里出现兼并土地的机会,他们就会闻风而至。山西商人远至河南兼并土地,徽州商人到苏北购买土地,广东商人到广西购买土地。在山东、山西等十三省中,都存在“以彼邑民人置买此邑地亩”的大量事实。单是山东一省,就有六十一县之多。
由于商人资本有较大的流动性,兼并土地的商人,就能在农民遭受灾荒饥饿时,压价收买土地。山东、江苏、安徽、湖北等省发生旱灾,聚集在扬州、汉口、徽州的盐商,就纷纷盘算越境买产以图利。毫无疑问,这种兼并土地的方式,给农民带來双重的灾难。
在商人兼并土地的过程中,高利贷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兼并土地的商人,或者在青黄不接,粮价高涨之时,贷粮折价于缺粮的农民,收取高利,剥削农民到破家荡产,然后“折收田、房”,达到兼并农民土地的目的。或者接受农民典当土地,通过典当、找凑,到最后卖断,使高利贷发挥巨大的作用。山西商人就是通过高利贷兼并土地的典型。在福建农村的土地买卖中,存在着大量的典卖土地的事例。在江苏,甚至有一种“典多于田”的地主,典当利息既是他的主要收入,又是他兼并土地的主要手段。
通过高利贷的方式兼并土地,并不限于商人。官僚地主乃至一般地主,也常常是敲剥农民的高利贷者。大官僚高士奇、徐乾学以及和珅等人,都同时拥有不少当铺或银号。人们称“士大夫挟囊中装而问舍求田,犹其上者”,而“放债以权子母之利”,在“鱼肉乡曲”方面,则是“刀锥相竞”。在高利贷兼并土地的活动中,商人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而这种兼并的方式,给农民带來双重的苦难,是毫无疑问的。
李国楼曾经发国难财,趁着闯山东的一股浪潮,和七里屯的大地主王出任合作,在山东圈地,不显山不露水就圈占了近万亩土地。虽然之后以身作则,捐出了所有圈占的土地,把山东圈占的万亩土地建成大农场,以国有的形式招揽流民,以此來邀名,试行他的土地改制。但他当初可沒想为国为民,而是行卑劣的手段,凭借叔公李鸿章的牌子,捞取不义之财。
但如今李国楼思想境界大跨越,早已不做与民争利之事,而是雏鸟反哺,想为三亿农民找寻出路。
此时大清人口大爆炸,为了解决人民的生计,清政府引进许多高产农作物,从南美洲引入玉米、番薯、马铃薯,在各地加以推广。还出版多本农业书籍,教农民种植玉米、番薯、马铃薯。正是由于番薯、马铃薯等高产农作物的突出贡献,沒让百姓饿殍遍野,才让大清度过最危险的太平天国战乱时代。
但番薯等高产农作物也有很大的弱点,那就是营养单一,味道偏差,可深加工的价值少,作为一时救急尚可,长期主食必将导致人体营养不良,面如菜色,身体素质大幅下降,也必然影响人体的正常智力发育。
高产农作物从清初到乾隆时代兴旺蓬勃,“番薯盛世”已经尝到恶果。人民变得孱弱不堪,人种的素质急剧下降,大清成年人不足一米七,身形偏瘦,佝偻病在农村普遍流行,歪瓜裂枣的残疾人在城镇里随处可见。这也引起大清军队的战斗力下降,大清军队打不过八国联军,也有人种上的弱点,最后的肉搏战是讲体格的,八国联军先天上就占有绝对优势。
人种优劣也是胜败的关键,汉人打南蛮子,就是靠身大力不亏。李国楼富国强军之路,当然要考虑军人的战斗力,此时的黄种人和白种人落差很大,黄种人已成劣等民族的同义词,不讲民族自尊心问題,这和身高、身形、脸色有关,同样一个正常大清人和洋人站一块,两相比较立马分出优劣。
老百姓一日二餐,有一半米饭,就算富农了,农民大都以番薯、马铃薯为主食。李国楼在农村,就看农民的米缸,关心亩产问題,看见农家门口那口大缸,那是农家肥料的主营地,全靠人畜的粪便,李国楼已知如何帮助农民走出贫困。
李国楼挑灯夜战,写出一篇《大清建设化肥厂的迫切性》,论述了黄种人变成劣等民族的缘由,不是靠战场上的胜利,而是靠人种的改良,要改变人民的主食结构,才能让一个国家面貌一新。要大面积实施化肥施田,才能让农作物产量提高,至于化肥的利弊也分析一遍,要让人抛弃恐惧的想法,合理施肥不会产生不良后果。最后又痛斥了官商兼并土地的恶果,抒发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沒谈切实可行的方案,无为而治的理想社会,是他论述的中心思想。李国楼不敢提“均贫富”的主张,那岂不要引起一场内战,明知行不通,就倡导理想化社会,冠冕堂皇的空话,作为结束语。
李国楼知道李鸿章有早上看折子的习惯,一大早就离开馆驿,去李鸿章的保定直隶总督府,李鸿章就住在后院。李国楼不用通禀,直接把折子递给李鸿章。
叫了声,“叔公、叔母,我自己來。”李国楼就坐下來喝粥,嘴里说道:“叔公,我一宿沒睡,你就看前面就成。建化肥厂我只能承包直隶地区,主要原料就是磷钾以及制造一些杀虫剂,这能让亩产增加三至四成,甚至翻倍也有可能。再远运输成本就上去了,老百姓就用不起,要在各地兴建化肥厂,我鞭长莫及,你别想让我干,这个钱我不想赚,让利于民嘛。”
李鸿章只对工业感兴趣,看了李国楼的折子,果真看了一半,就把折子合上了,说道:“小楼,关于农业问題,我是门外汉,在朝堂上沒有发言权。你可以和左宗棠探讨得失,先把折子交予户部,让户部尚书余书珍研究一下。不过你也不要灰心,直隶、两江地区由你试行,我会吹吹风,以行政手段让老百姓用化肥的,做到不亏本,对得起良心即可。”
“傅相大人,化肥厂关系到民生,我独家经营,收回投资就撤资,以后还是让经述经营。这个行业比绸缎庄好千倍,赚的钱可以买一座保定府。”李国楼实话实说,他不是三头六臂的哪吒,总有个极限。外资引进这块熟悉,他可以找天津租界的法国公使罗淑亚,甚至英国公使威妥玛,还能比较出一个差价。以后托拉斯垄断经营化肥产业,赚三亿农民的钱,还是送一份大礼给李鸿章,这样李鸿章才会上心,不会推诿不管,人民生活才能显著提高。
果然李鸿章立刻上钩,又拿起折子,这次看得仔细,频频点头道:“嗯,建设一座年产四十万吨的化肥厂,舍我其谁!小楼,你办事我放心,在年关以前去次天津,和洋人谈生意,你最牢靠。”
李鸿章对李国楼最放心,因为只有这个族孙,不会收洋人的回扣,损害大清的利益。《烟台条约》签订,李国楼虽然收了英国人的贿赂,拿了一座地处烟台的花园洋房,这是官场外交谈判的潜规则,他不能上缴给国库,但李国楼如实禀明李鸿章,做事光明磊落,对得起天地良心。至于李鸿章让他收了,也是顺应潮流,大家都在一个淤塘里,才会出淤泥而不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