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二章 大浪淘沙 第二节 流水浮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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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初，当时的一分区锄奸委员会在杨司令主持下开会做出决定，放出被关押审查的杨浩。并将这一决定上报到晋察冀军区锄奸部。这个小子在背后对新上任的锄奸科长杨德才（老科长罗文坊，刚调到冀中军区任锄奸部部长）说：“科长，这个人不能放。他记性极好，又会玩枪，他将来找上门来报复咱们怎么办？”
没想到差不点被隔离审查又枪毙的主没有背叛八路军，锄奸科自己倒出了叛徒了。
抗战不是天天打仗杀鬼子就一下子过去八年的，八年的时间里无数发生的故事大部分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了，咱们把故事再回到1939年秋冬季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那一次战斗的最后关头，八路军为加速全歼鬼子，在杨司令的大声吆喝下，最后发动了肉搏战进攻。杨浩挥舞着大刀冲了上去，砍向鬼子。
当时连高度近视眼的作家魏巍，从未参加过近战肉搏，都端着步枪大喊着冲了上去。因为当时确实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每一个人都退缩不得。打的疲惫不堪的鬼子又饿又累，已经没有了还手的能力，只能做垂死的抵抗。高粮在那次战斗中负伤，被抬了下来，伤愈后到了战线剧社，再没有回到三团。
将近十年后，杨浩在华北步兵学校三查三整的“自查”收尾会上谈起这次战斗，说那时他的心里跟明镜似的。有许多战斗，说“勇敢”。那只是一方面。人们往好了说的那一方面。其实有时候人们奋勇冲锋杀敌。完全是由各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或者说，是由特定的人、特定的环境所决定的。
那时刚恢复自由不久的杨浩，因“日本特务嫌疑”曾被关押审查，受到严刑拷问。他当时最急于要做的，就是要在战斗中洗刷清自己，摘掉“特嫌”的帽子。而且在那时，他不知道在背后谁是锄奸科的“兼职”干事，暗中监视着他。
一看他畏缩不前。能够当场执行“战场纪律”枪毙了他。那时候任何一个排长、连长、指导员的手中都有这个权限。所以明知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不如前进死，还落一个清白的名声。
更何况，前进未必是死。死与活的可能各占一半。既然如此，与其死在自己人手里，还不如死在战场上，死得其所。想到这里，他挥舞着大刀就冲上去了。当然战场表现比魏巍那个真正的书呆子要勇猛的多。
据说，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结束，将杨浩从一分区三团“外放”到平西根据地。参加挺进军开办的《挺进报》。调动的主要原因，平西挺进军挺进报需要办报的人才。需要他弃枪拿笔，这只是原因之一。
而据说真正的原因，就是一分区有人忌讳杨浩会记仇，怕有一天杨浩提着枪找上门来报复，所以将杨浩远远调离开一分区地盘。以后杨浩奉调回来，又要他弃笔拿枪，留在司令部系统，说明对他的防范心减小了。
好在由于当时驻地条件的限制，一个村子只能驻得下一个机构，司令部与政治部很少驻在一起，他们两个机构的干部不常见面。否则被毒打者和打人者经常见面，那将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李青川还说：“你记得前些天，敌工科长刘原亮，突然带着几个政治部的干部来找咱们吗？问了一通李铁石的情况，平时都跟谁常交往？跟谁的关系最好？问他刘原亮什么原因？他还支支吾吾的不说实话。看来，当时把咱俩都当成嫌疑人了。“
“他李铁石跑了，跑就跑了呗，有什么可保密的？一分区跑的人多了，还在乎一个小参谋李铁石？刚才我气鼓鼓的去找刘原亮，你小子拿我当可疑分子，老子要跟你算帐。结果刘原亮不在，碰上侦察股长韦统泰，那个山东人。”
“他跟我说，那次刘原亮来调查，是杨司令的吩咐，要查明两件事，一是李铁石几个分区机关干部叛变，是不是这里有敌人的特务组织策反的？二是李铁石有没有带走什么文件？调查的结果令人放心。李铁石他们是受不了这个苦才跑掉的，跟我们并没有血海深仇。杨司令当时说：跑就跑吧。强留客，留出仇，不如不留客。我们现在太穷了，留不住这样的人。狗都不嫌家贫。他们连狗都不如。由他们去吧。”
接着跑掉的是分区机要科的电台台长刘长生，又一个经过长征得到组织上极度信任的红军干部，而且掌握着许多一分区最机密的消息。
他是在大约立夏时候悄悄跑的，正是新粮还没有下来，一分区由于断粮，每人每天四两黑豆玉米核糊糊，幸好野菜树叶都下来了。他跟李铁石他们结伴跑不一样，他是自己一个人悄悄溜走的，临走时还带走了全晋察冀军区的电台密码和联络呼号。
他也到了易县县城，投奔了赵玉昆。一分区所属的各团也不时传来消息，某个团的某个干部或战士悄悄跑了。有的是不辞而别，跑回自己家去了；还有的跑到了敌人那里，叛变投敌当了汉奸。那时候，几顿饱饭就可以引诱一个人叛变投敌，分区开始提倡“贫贱不能移”的气节教育。
那个时候，一分区机关粮站，专门负责保管分区各部队军粮的地方，一个姓李的司务长因饥饿难忍，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五斤小米被查了出来。
五斤小米，一听就知道，无非是饥饿得久了，馋粮食吃，自己给自己“改善”了一下。司务长被抓住后，悔恨交集，根据晋察冀军区下达的“贪污五斤小米以上要被枪决”的指示，司务长自己要求执行枪毙。杨司令是“慈将”。考虑再三。终于网开一面。没有枪毙司务长，从宽处理。
为了搞活经济，增加收入，一分区号召干部们进行“生产自救”，每个干部都要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生产任务。分区机关各部门分别建起了自己的卷烟厂、中药店、白铁铺、油漆店，造纸厂、织布厂。
李青川、杨浩的身体一直都还可以，还是沾光在吃食上，比别人要好一些。这时沾了常下部队的光。抗战年间。分区机关的干部出门在外，也是要带自己的粮票的，但这是吃地方上老乡家或村政府的饭时才付。
到了部队，尤其比较灵活的各地方支队、县大队、游击队，都能混一顿饱饭吃。因为这些地方部队有自己不同于主力八路军的粮食及肉菜来源。你到人家那里去，指导人家训练部队，人家管你顿粗茶淡饭吃饱，也是人之常情。
杨浩还有一个有利的因素能为自己调剂生活，就是靠写文章来赚点稿费。抗战年间的晋察冀，根据地的报刊杂志为了保证自己的稿件来源。对那些经常性的作者实行稿费制度。
稿酬虽不多，有时就是几元钱。有时连钱都没有，就是几方联邮票。从一元、二元、四元、五元到最大面值的二十元邮票，被挺进报编辑部用来付给作者充当稿酬。是不是曾经在挺进报编辑部干过的缘故？总之，那时候为挺进报写稿没断过稿费。
那个年月在晋察冀根据地，邮票也可以充作边区票当货币使用。杨浩用自己的这些稿费，从老百姓那里买了一群鸡仔，大约有十几、二十来只，作为自己的“生产自救”任务报了上去。随着时间的发展，鸡仔一天天长大，也开始一只只失踪。
到了最后，只剩下了最后的一只鸡，养在了杨浩、李振军合住的那间房子里。当然，这只鸡最后也难逃被偷吃掉的厄运。1942年底，原冀中十分区的干部合并到一分区来的时候，这最后一只鸡也被半饥半饱的十分区的人给偷走吃掉了。
几十年后，那个曾经偷鸡的小青年爬到了基地军政委一级的干部，但每当老干部坐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是会津津乐道的谈起偷鸡吃的往事来。
杨浩清楚记得，杨司令在机关干部生产自救会上特地宣布：“年底，部队每个生产组都要完成生产任务。完不成任务的，允许另想办法。”
这个“另想办法”十分重要。杨浩跟李青川一个生产组，这个训练科生产组原本是养鸡。结果都养成了他人的腹中之食，气得李青川当街跳着脚骂。杨浩准备用稿费相抵，可包括李青川在内的大家伙反对。
后来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时作战科、侦察科、锄奸科、敌工科几个部门合伙，由司令部那个便衣侦察班带领，与地方游击队合作，到敌占区割电话线和其它敌人的军用品，用来变卖或换东西代替。
杨浩找到他的好朋友，当时在三团侦察连当指导员兼武工队队长的王栋，从敌占区搞东西来交上生产任务（什么东西记不清了）。把李青川高兴得哈哈大笑：“这不是像水泊梁山一样了吗？咱也都做上无本生意了。”
1944年初晋察冀整风，1948年初“三查三整”，杨浩被提意见最多的，是“在同志中缺乏是非原则，搞吃吃喝喝的朋友关系”。在杨浩老父亲的笔记本上，常写着“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杨浩从小离家，一直是受这个古往今来的名言来维持的。所以，他的钱包就是朋友的钱包。沾光的是他身边几乎所有的人。
48年，华北步兵学校搞“三查三整”，运动收尾，郑旭煜最后总结时为杨浩说了好话：“杨浩是从一分区过来的，我对他很了解。他有许多缺点，比如党性不强，组织性不强等等。但他也有许多的长处，主要的一条就是不自私，从不吃独食。在最困难的时候，即使身上有最后一点吃的，他也能拿出来和其他人分享。”
当然那时也有人不同意郑旭煜的这个说法。有人在当面和背后说杨浩的坏话，说杨浩“与人分享”这是大少爷习气，“只有柴大官人那样的富家出身的子弟才会有的怪毛病”，杨浩从小没吃过苦，挨过饿：“饿上他几年，让他受穷，到那时，再看他还充什么大方不大方？”
在一分区，有时，遇到老乡家杀猪，杨浩的身上又有几个钱的稿费收入，于是一些人会怂恿他，到杀猪的老乡家里。他们钱少，买不起许多肉，就买它一些价钱便宜很多的猪下水回来。然后找一个大锅或铁皮桶煮它一熟。等煮好后，招呼身边的朋友熟人都聚过来，见者有份，大家都来改善一顿。连房东一家人也跟着沾点光。那时能有一顿肉吃，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大家都像过节一样高兴。
杨浩的这个喜欢请客的习惯，一直持续到解放以后。进京城了，新中国建立，但那时还是实行的供给制，干部们都穷吧吧的，手里头没几个闲钱。每逢杨浩拿到稿费，有什么好吃的了，不管是烤鸭、红烧肉或是什么，哪怕就是个现在看来最普通不过的猪油葱花饼，当年却是非常稀罕之物，他还是沿用老的习惯，总要招呼：快打电话，问问xxx、xxx、xxx他们吃不吃？要是吃，都过来吃……
杨浩的新婚妻子听了好笑：“你好好看看，你们都不是单身汉了，那些人现在也都一个个结婚成家了。你打电话要人家过来，人家的老婆怎么办？在家里吃大灶？再说了，人家跑半个北京城就为了到你这里吃顿好饭？缺了你人家就吃不上好吃的了？”
杨浩一听有道理，这个从抗战时期形成的习惯渐渐才淡漠了。在当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可别小看了这几角稿费，对改善生活不无小补。
大约在1958年，“华北军区”改名为“北京军区”的时候，杨司令为了抢救一分区史料，派北京军区的几个秀才魏巍、蔺柳杞几个人重返狼牙山地区，搜集抗战素材。魏巍回来说，抗战过去了十几年，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驻地的那些房东，早已忘记了自己的房客曾经有谁。唯独杨浩住过的房东，还记得牢牢的，询问：当年给我们家吃过几次猪下水的大杨浩，在哪里呢？
可见，没有文化的老百姓，对“吃”的记忆是最真实的，也是最牢固的。
再多说一句。风水轮流转。抗战胜利的半个多世纪之后，就像一分区八路军曾经赖以为生的野菜、粗粮、黑豆成为当今最佳的健康食品一样，猪下水的价格也远远超过了猪肉的价格。(未完待续。。)
1939年初，当时的一分区锄奸委员会在杨司令主持下开会做出决定，放出被关押审查的杨浩。并将这一决定上报到晋察冀军区锄奸部。这个小子在背后对新上任的锄奸科长杨德才（老科长罗文坊，刚调到冀中军区任锄奸部部长）说：“科长，这个人不能放。他记性极好，又会玩枪，他将来找上门来报复咱们怎么办？”
没想到差不点被隔离审查又枪毙的主没有背叛八路军，锄奸科自己倒出了叛徒了。
抗战不是天天打仗杀鬼子就一下子过去八年的，八年的时间里无数发生的故事大部分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了，咱们把故事再回到1939年秋冬季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那一次战斗的最后关头，八路军为加速全歼鬼子，在杨司令的大声吆喝下，最后发动了肉搏战进攻。杨浩挥舞着大刀冲了上去，砍向鬼子。
当时连高度近视眼的作家魏巍，从未参加过近战肉搏，都端着步枪大喊着冲了上去。因为当时确实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每一个人都退缩不得。打的疲惫不堪的鬼子又饿又累，已经没有了还手的能力，只能做垂死的抵抗。高粮在那次战斗中负伤，被抬了下来，伤愈后到了战线剧社，再没有回到三团。
将近十年后，杨浩在华北步兵学校三查三整的“自查”收尾会上谈起这次战斗，说那时他的心里跟明镜似的。有许多战斗，说“勇敢”。那只是一方面。人们往好了说的那一方面。其实有时候人们奋勇冲锋杀敌。完全是由各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或者说，是由特定的人、特定的环境所决定的。
那时刚恢复自由不久的杨浩，因“日本特务嫌疑”曾被关押审查，受到严刑拷问。他当时最急于要做的，就是要在战斗中洗刷清自己，摘掉“特嫌”的帽子。而且在那时，他不知道在背后谁是锄奸科的“兼职”干事，暗中监视着他。
一看他畏缩不前。能够当场执行“战场纪律”枪毙了他。那时候任何一个排长、连长、指导员的手中都有这个权限。所以明知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不如前进死，还落一个清白的名声。
更何况，前进未必是死。死与活的可能各占一半。既然如此，与其死在自己人手里，还不如死在战场上，死得其所。想到这里，他挥舞着大刀就冲上去了。当然战场表现比魏巍那个真正的书呆子要勇猛的多。
据说，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结束，将杨浩从一分区三团“外放”到平西根据地。参加挺进军开办的《挺进报》。调动的主要原因，平西挺进军挺进报需要办报的人才。需要他弃枪拿笔，这只是原因之一。
而据说真正的原因，就是一分区有人忌讳杨浩会记仇，怕有一天杨浩提着枪找上门来报复，所以将杨浩远远调离开一分区地盘。以后杨浩奉调回来，又要他弃笔拿枪，留在司令部系统，说明对他的防范心减小了。
好在由于当时驻地条件的限制，一个村子只能驻得下一个机构，司令部与政治部很少驻在一起，他们两个机构的干部不常见面。否则被毒打者和打人者经常见面，那将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李青川还说：“你记得前些天，敌工科长刘原亮，突然带着几个政治部的干部来找咱们吗？问了一通李铁石的情况，平时都跟谁常交往？跟谁的关系最好？问他刘原亮什么原因？他还支支吾吾的不说实话。看来，当时把咱俩都当成嫌疑人了。“
“他李铁石跑了，跑就跑了呗，有什么可保密的？一分区跑的人多了，还在乎一个小参谋李铁石？刚才我气鼓鼓的去找刘原亮，你小子拿我当可疑分子，老子要跟你算帐。结果刘原亮不在，碰上侦察股长韦统泰，那个山东人。”
“他跟我说，那次刘原亮来调查，是杨司令的吩咐，要查明两件事，一是李铁石几个分区机关干部叛变，是不是这里有敌人的特务组织策反的？二是李铁石有没有带走什么文件？调查的结果令人放心。李铁石他们是受不了这个苦才跑掉的，跟我们并没有血海深仇。杨司令当时说：跑就跑吧。强留客，留出仇，不如不留客。我们现在太穷了，留不住这样的人。狗都不嫌家贫。他们连狗都不如。由他们去吧。”
接着跑掉的是分区机要科的电台台长刘长生，又一个经过长征得到组织上极度信任的红军干部，而且掌握着许多一分区最机密的消息。
他是在大约立夏时候悄悄跑的，正是新粮还没有下来，一分区由于断粮，每人每天四两黑豆玉米核糊糊，幸好野菜树叶都下来了。他跟李铁石他们结伴跑不一样，他是自己一个人悄悄溜走的，临走时还带走了全晋察冀军区的电台密码和联络呼号。
他也到了易县县城，投奔了赵玉昆。一分区所属的各团也不时传来消息，某个团的某个干部或战士悄悄跑了。有的是不辞而别，跑回自己家去了；还有的跑到了敌人那里，叛变投敌当了汉奸。那时候，几顿饱饭就可以引诱一个人叛变投敌，分区开始提倡“贫贱不能移”的气节教育。
那个时候，一分区机关粮站，专门负责保管分区各部队军粮的地方，一个姓李的司务长因饥饿难忍，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五斤小米被查了出来。
五斤小米，一听就知道，无非是饥饿得久了，馋粮食吃，自己给自己“改善”了一下。司务长被抓住后，悔恨交集，根据晋察冀军区下达的“贪污五斤小米以上要被枪决”的指示，司务长自己要求执行枪毙。杨司令是“慈将”。考虑再三。终于网开一面。没有枪毙司务长，从宽处理。
为了搞活经济，增加收入，一分区号召干部们进行“生产自救”，每个干部都要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生产任务。分区机关各部门分别建起了自己的卷烟厂、中药店、白铁铺、油漆店，造纸厂、织布厂。
李青川、杨浩的身体一直都还可以，还是沾光在吃食上，比别人要好一些。这时沾了常下部队的光。抗战年间。分区机关的干部出门在外，也是要带自己的粮票的，但这是吃地方上老乡家或村政府的饭时才付。
到了部队，尤其比较灵活的各地方支队、县大队、游击队，都能混一顿饱饭吃。因为这些地方部队有自己不同于主力八路军的粮食及肉菜来源。你到人家那里去，指导人家训练部队，人家管你顿粗茶淡饭吃饱，也是人之常情。
杨浩还有一个有利的因素能为自己调剂生活，就是靠写文章来赚点稿费。抗战年间的晋察冀，根据地的报刊杂志为了保证自己的稿件来源。对那些经常性的作者实行稿费制度。
稿酬虽不多，有时就是几元钱。有时连钱都没有，就是几方联邮票。从一元、二元、四元、五元到最大面值的二十元邮票，被挺进报编辑部用来付给作者充当稿酬。是不是曾经在挺进报编辑部干过的缘故？总之，那时候为挺进报写稿没断过稿费。
那个年月在晋察冀根据地，邮票也可以充作边区票当货币使用。杨浩用自己的这些稿费，从老百姓那里买了一群鸡仔，大约有十几、二十来只，作为自己的“生产自救”任务报了上去。随着时间的发展，鸡仔一天天长大，也开始一只只失踪。
到了最后，只剩下了最后的一只鸡，养在了杨浩、李振军合住的那间房子里。当然，这只鸡最后也难逃被偷吃掉的厄运。1942年底，原冀中十分区的干部合并到一分区来的时候，这最后一只鸡也被半饥半饱的十分区的人给偷走吃掉了。
几十年后，那个曾经偷鸡的小青年爬到了基地军政委一级的干部，但每当老干部坐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是会津津乐道的谈起偷鸡吃的往事来。
杨浩清楚记得，杨司令在机关干部生产自救会上特地宣布：“年底，部队每个生产组都要完成生产任务。完不成任务的，允许另想办法。”
这个“另想办法”十分重要。杨浩跟李青川一个生产组，这个训练科生产组原本是养鸡。结果都养成了他人的腹中之食，气得李青川当街跳着脚骂。杨浩准备用稿费相抵，可包括李青川在内的大家伙反对。
后来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时作战科、侦察科、锄奸科、敌工科几个部门合伙，由司令部那个便衣侦察班带领，与地方游击队合作，到敌占区割电话线和其它敌人的军用品，用来变卖或换东西代替。
杨浩找到他的好朋友，当时在三团侦察连当指导员兼武工队队长的王栋，从敌占区搞东西来交上生产任务（什么东西记不清了）。把李青川高兴得哈哈大笑：“这不是像水泊梁山一样了吗？咱也都做上无本生意了。”
1944年初晋察冀整风，1948年初“三查三整”，杨浩被提意见最多的，是“在同志中缺乏是非原则，搞吃吃喝喝的朋友关系”。在杨浩老父亲的笔记本上，常写着“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杨浩从小离家，一直是受这个古往今来的名言来维持的。所以，他的钱包就是朋友的钱包。沾光的是他身边几乎所有的人。
48年，华北步兵学校搞“三查三整”，运动收尾，郑旭煜最后总结时为杨浩说了好话：“杨浩是从一分区过来的，我对他很了解。他有许多缺点，比如党性不强，组织性不强等等。但他也有许多的长处，主要的一条就是不自私，从不吃独食。在最困难的时候，即使身上有最后一点吃的，他也能拿出来和其他人分享。”
当然那时也有人不同意郑旭煜的这个说法。有人在当面和背后说杨浩的坏话，说杨浩“与人分享”这是大少爷习气，“只有柴大官人那样的富家出身的子弟才会有的怪毛病”，杨浩从小没吃过苦，挨过饿：“饿上他几年，让他受穷，到那时，再看他还充什么大方不大方？”
在一分区，有时，遇到老乡家杀猪，杨浩的身上又有几个钱的稿费收入，于是一些人会怂恿他，到杀猪的老乡家里。他们钱少，买不起许多肉，就买它一些价钱便宜很多的猪下水回来。然后找一个大锅或铁皮桶煮它一熟。等煮好后，招呼身边的朋友熟人都聚过来，见者有份，大家都来改善一顿。连房东一家人也跟着沾点光。那时能有一顿肉吃，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大家都像过节一样高兴。
杨浩的这个喜欢请客的习惯，一直持续到解放以后。进京城了，新中国建立，但那时还是实行的供给制，干部们都穷吧吧的，手里头没几个闲钱。每逢杨浩拿到稿费，有什么好吃的了，不管是烤鸭、红烧肉或是什么，哪怕就是个现在看来最普通不过的猪油葱花饼，当年却是非常稀罕之物，他还是沿用老的习惯，总要招呼：快打电话，问问xxx、xxx、xxx他们吃不吃？要是吃，都过来吃……
杨浩的新婚妻子听了好笑：“你好好看看，你们都不是单身汉了，那些人现在也都一个个结婚成家了。你打电话要人家过来，人家的老婆怎么办？在家里吃大灶？再说了，人家跑半个北京城就为了到你这里吃顿好饭？缺了你人家就吃不上好吃的了？”
杨浩一听有道理，这个从抗战时期形成的习惯渐渐才淡漠了。在当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可别小看了这几角稿费，对改善生活不无小补。
大约在1958年，“华北军区”改名为“北京军区”的时候，杨司令为了抢救一分区史料，派北京军区的几个秀才魏巍、蔺柳杞几个人重返狼牙山地区，搜集抗战素材。魏巍回来说，抗战过去了十几年，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驻地的那些房东，早已忘记了自己的房客曾经有谁。唯独杨浩住过的房东，还记得牢牢的，询问：当年给我们家吃过几次猪下水的大杨浩，在哪里呢？
可见，没有文化的老百姓，对“吃”的记忆是最真实的，也是最牢固的。
再多说一句。风水轮流转。抗战胜利的半个多世纪之后，就像一分区八路军曾经赖以为生的野菜、粗粮、黑豆成为当今最佳的健康食品一样，猪下水的价格也远远超过了猪肉的价格。(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