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之陈正湘与黄土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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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老话，叫：“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作为后来人和旁观者，也作为一分区史的自由研究者，我以《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为主要依据，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去看当年的历史问题，所以也许能发现一些不同的问题。但在把握不准的情况下，我只提出问题，不去解答，不给结论，留待以后的晋察冀抗战史研究者去自己得出结论。
这是系列陈正湘文章的最后一篇，将对某些问题提出质疑。我从不坚持“真理在我的手里”，可能我的质疑是错误的，多此一举。我仅是从我的研究中，提出我的疑问而已。
在有关黄土岭战斗的历史文献中，我认为，最全面也最具权威『性』的，是杨成武在1939年12月14日上报晋察冀军区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杨成武的杰出军事素质，在每期《战斗详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分析研究的极为透彻。作为对一分区主力团大小战斗都了解得比较多的人，对比来细读代表着杨成武军事思想的一份份《战斗详报》，每一次都感到收益不小。
反观之，杨成武1939年底写的专门供宣传使用的《“名将之花”命丧太行山——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以及1957年8月2日，杨成武在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人民日报》重新刊登了这篇文章，“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忆击毙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阿部规秀中将的黄土岭战斗前后，就觉得泛泛了许多，不如《战斗详报》那样的军事科学价值。
杨成武之后，是雁宿崖、黄土岭战场亲历者陈正湘的回忆文章《雁宿崖、黄土岭的烽烟》，和以后陈正湘重新修订过的《黄土岭击毙阿部中将》。这是作为《战斗详报》最好的补充材料。
除此以外，原一团两个教育干事魏巍、蔺柳杞的文章也具很高的参考价值。原三分区二团、一二〇师教导团，都有人写出回忆文章，虽然部分地方已经与实际有所背离。但也具有一定宝贵的参考价值。
200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有关方面曾搞过一次对原黄土岭战斗参加者的追访。包括对曾经的一分区老兵，担任过副总长徐信、总政副主任史进前的采访。打黄土岭时。从三分区与二团交换过来的徐信因表现出『色』，当时已经担任一团五连指导员。是当时一团排以上干部中极少数没有红军身份的抗战干部。一团大多数连排干部都有着红军的身份。但时隔六十年的回忆只具有泛泛『性』和教育意义，在真实『性』上有所出入。
比如，徐信所说：“下午4时许，杨成武命令发起总攻”这样的词汇，任何人都会得出“杨成武也在战斗现场”的印象。还比如，有一团老兵回忆“一团参谋长马青山”，这也是错的。当时的一团参谋长杨上堃，马青山是1940年杨上堃出事后的接替者。史进前非常诚实，诚实的表现在于他没有说出什么内容。只是重复了杨成武回忆录中的某些词语。因为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时，他留在北管头的一分区政治部，没有去战斗前线。
继续前一次的叙述，在贺龙、关向应于1939年12月6日向朱德、彭德怀、左权报告战况中，多次出现“各团总攻击。因配合不够，未能奏效”，“各部配合不好，不能解决战斗”的字样，看来没有设立战场的统一指挥，是黄土岭战斗打成“夹生”的主要原因。[]杨棒子和他的囚犯小分队1
这一次要解开黄土岭战斗之谜：到底一分区有没有设前线的统一指挥？
在陈正湘《星火燎原专刊：抗日战争回忆录专辑》中的那篇回忆文章《雁宿崖、黄土岭的烽烟》当中，有一件杨成武回忆中从不见提及到的关键问题：那就是黄土岭战斗中是杨成武否将前线统一指挥权交给了陈正湘？
陈正湘在回忆中说：7日下午3时许的那次电话中。“向分区、军区作了汇报，说明只要参战各部协同动作，密切配合，完全可以全歼敌人，并建议于8日拂晓，以一团附近的三堆火为总攻信号。各团同时出击，全歼敌人。杨司令员“回答说分区目前派不了人去统一指挥。但同意我的建议，于8日晨点火为总攻信号。最后杨司令员说：‘三团归你们统一指挥，其余两个团（注：即三分区二团和一二〇师特务团）分区负责通知。’”
这就是说，陈正湘明确证实：黄土岭战场的统一指挥权杨成武口头授权给了陈正湘。
但这只是意向。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实际情况是这个授权根本就没有兑现过。
陈正湘接着叙述：“8日，天蒙蒙亮，793高地三堆烈火冲天而起，司号员易良才吹起了冲锋号。……当突击队冲向河滩时，遭到敌人密集火力的拦阻『射』击。突击队暂停前进，隐蔽待命。这时，除听到特务团方向有枪声外，其他团（队）方向均无动静。为了避免突击队被敌人火力封锁，减少伤亡，只得吹号令一营、二营后撤。”
特务团战报中也记载：“上午四时开始总攻击，五时职团方才接到命令……。但是五时还不见二三两团的运动”。
这一次黎明时发起的全歼敌人的总攻行动陷于失败。杨成武在《战斗详报》中，将二团、三团没有接到总攻命令的原因归咎为电话通讯不畅。因为杨成武是通过电话来遥控指挥黄土岭战场的。
除了电话通讯，难道就没有其他的联络方法吗？陈正湘在回忆中，他不大放心“分区通知三团”的命令是否得到落实，于是亲自手写一封信，命令一团的两个侦察员给三团送去。陈正湘随后在括号中补充：“（实际上三团已于7日晚撤出阵地，到后面宿营去了。）”
谁指挥的，团长纪亭榭？还是副团长邱蔚？
根据指挥者的敢作敢为，我的认为应该是邱蔚。纪亭榭是新人，执行命令不折不扣，邱蔚和宋玉琳一样，红军时期的独立团老兵，跟杨成武关系很不一般。只有他们才敢将杨成武的命令打了折扣，甚至当作耳旁风（比如黄土岭之后的宋玉琳）。
根据上述情况，我还进一步认为，有关黄土岭三团主要领导干部的回忆，陈正湘是准确的，纪亭榭没有参加战斗。起码没有担负三团的领导职责。杨成武的回忆有问题，你向纪亭榭、邱蔚、袁升平三位领导布置任务，可纪亭榭已经接到了“去延安学习”的命令，不在位了。在战后给晋察冀军区的《战斗详报》中，杨成武也明确提到“三团团长邱蔚、团政委袁升平”，看来纪亭榭已不在其位，杨成武是知道的。
一团始终坚持在阵地上『露』营。一团通信主任邱荣辉回忆：“冬天山里天黑得早，很快，天已黑了。晚饭抬上阵地，已结了冰。”11月的山里，入夜时寒冷刺骨，留在阵地上的一团战士，无法烤火，只能干忍受着。由于天冷，陈正湘回忆：一团“战士多用缴获的敌黄呢大衣御寒”，以致第二天（8日）上午10点敌运输机空投时分弄不清敌我阵地，“有不少弹『药』、饼干投落到我军阵地上。”但一团这一夜也没闲着，每个营各自出动部队，连夜『骚』扰敌人，“缴获了一些骡马驮子”。
在贺龙、关向应于1939年12月6日向朱德、彭德怀、左权报告战况中：“特务团配合军区一、二、三团消灭该敌，于6日下午由南北大悲强行军赶到黄土岭，归军区三团首长指挥。”也就是说，特务团到黄土岭后归三团指挥，从来没有被陈正湘指挥过。
指挥权落实不了不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黄土岭战场上各团的撤退自行其是。[]杨棒子和他的囚犯小分队1
陈正湘是怎么才知道黄土岭战场上各团的撤退的？
中国有句老话，叫：“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作为后来人和旁观者，也作为一分区史的自由研究者，我以《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为主要依据，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去看当年的历史问题，所以也许能发现一些不同的问题。但在把握不准的情况下，我只提出问题，不去解答，不给结论，留待以后的晋察冀抗战史研究者去自己得出结论。
这是系列陈正湘文章的最后一篇，将对某些问题提出质疑。我从不坚持“真理在我的手里”，可能我的质疑是错误的，多此一举。我仅是从我的研究中，提出我的疑问而已。
在有关黄土岭战斗的历史文献中，我认为，最全面也最具权威『性』的，是杨成武在1939年12月14日上报晋察冀军区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杨成武的杰出军事素质，在每期《战斗详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分析研究的极为透彻。作为对一分区主力团大小战斗都了解得比较多的人，对比来细读代表着杨成武军事思想的一份份《战斗详报》，每一次都感到收益不小。
反观之，杨成武1939年底写的专门供宣传使用的《“名将之花”命丧太行山——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以及1957年8月2日，杨成武在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人民日报》重新刊登了这篇文章，“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忆击毙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阿部规秀中将的黄土岭战斗前后，就觉得泛泛了许多，不如《战斗详报》那样的军事科学价值。
杨成武之后，是雁宿崖、黄土岭战场亲历者陈正湘的回忆文章《雁宿崖、黄土岭的烽烟》，和以后陈正湘重新修订过的《黄土岭击毙阿部中将》。这是作为《战斗详报》最好的补充材料。
除此以外，原一团两个教育干事魏巍、蔺柳杞的文章也具很高的参考价值。原三分区二团、一二〇师教导团，都有人写出回忆文章，虽然部分地方已经与实际有所背离。但也具有一定宝贵的参考价值。
200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有关方面曾搞过一次对原黄土岭战斗参加者的追访。包括对曾经的一分区老兵，担任过副总长徐信、总政副主任史进前的采访。打黄土岭时。从三分区与二团交换过来的徐信因表现出『色』，当时已经担任一团五连指导员。是当时一团排以上干部中极少数没有红军身份的抗战干部。一团大多数连排干部都有着红军的身份。但时隔六十年的回忆只具有泛泛『性』和教育意义，在真实『性』上有所出入。
比如，徐信所说：“下午4时许，杨成武命令发起总攻”这样的词汇，任何人都会得出“杨成武也在战斗现场”的印象。还比如，有一团老兵回忆“一团参谋长马青山”，这也是错的。当时的一团参谋长杨上堃，马青山是1940年杨上堃出事后的接替者。史进前非常诚实，诚实的表现在于他没有说出什么内容。只是重复了杨成武回忆录中的某些词语。因为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时，他留在北管头的一分区政治部，没有去战斗前线。
继续前一次的叙述，在贺龙、关向应于1939年12月6日向朱德、彭德怀、左权报告战况中，多次出现“各团总攻击。因配合不够，未能奏效”，“各部配合不好，不能解决战斗”的字样，看来没有设立战场的统一指挥，是黄土岭战斗打成“夹生”的主要原因。[]杨棒子和他的囚犯小分队1
这一次要解开黄土岭战斗之谜：到底一分区有没有设前线的统一指挥？
在陈正湘《星火燎原专刊：抗日战争回忆录专辑》中的那篇回忆文章《雁宿崖、黄土岭的烽烟》当中，有一件杨成武回忆中从不见提及到的关键问题：那就是黄土岭战斗中是杨成武否将前线统一指挥权交给了陈正湘？
陈正湘在回忆中说：7日下午3时许的那次电话中。“向分区、军区作了汇报，说明只要参战各部协同动作，密切配合，完全可以全歼敌人，并建议于8日拂晓，以一团附近的三堆火为总攻信号。各团同时出击，全歼敌人。杨司令员“回答说分区目前派不了人去统一指挥。但同意我的建议，于8日晨点火为总攻信号。最后杨司令员说：‘三团归你们统一指挥，其余两个团（注：即三分区二团和一二〇师特务团）分区负责通知。’”
这就是说，陈正湘明确证实：黄土岭战场的统一指挥权杨成武口头授权给了陈正湘。
但这只是意向。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实际情况是这个授权根本就没有兑现过。
陈正湘接着叙述：“8日，天蒙蒙亮，793高地三堆烈火冲天而起，司号员易良才吹起了冲锋号。……当突击队冲向河滩时，遭到敌人密集火力的拦阻『射』击。突击队暂停前进，隐蔽待命。这时，除听到特务团方向有枪声外，其他团（队）方向均无动静。为了避免突击队被敌人火力封锁，减少伤亡，只得吹号令一营、二营后撤。”
特务团战报中也记载：“上午四时开始总攻击，五时职团方才接到命令……。但是五时还不见二三两团的运动”。
这一次黎明时发起的全歼敌人的总攻行动陷于失败。杨成武在《战斗详报》中，将二团、三团没有接到总攻命令的原因归咎为电话通讯不畅。因为杨成武是通过电话来遥控指挥黄土岭战场的。
除了电话通讯，难道就没有其他的联络方法吗？陈正湘在回忆中，他不大放心“分区通知三团”的命令是否得到落实，于是亲自手写一封信，命令一团的两个侦察员给三团送去。陈正湘随后在括号中补充：“（实际上三团已于7日晚撤出阵地，到后面宿营去了。）”
谁指挥的，团长纪亭榭？还是副团长邱蔚？
根据指挥者的敢作敢为，我的认为应该是邱蔚。纪亭榭是新人，执行命令不折不扣，邱蔚和宋玉琳一样，红军时期的独立团老兵，跟杨成武关系很不一般。只有他们才敢将杨成武的命令打了折扣，甚至当作耳旁风（比如黄土岭之后的宋玉琳）。
根据上述情况，我还进一步认为，有关黄土岭三团主要领导干部的回忆，陈正湘是准确的，纪亭榭没有参加战斗。起码没有担负三团的领导职责。杨成武的回忆有问题，你向纪亭榭、邱蔚、袁升平三位领导布置任务，可纪亭榭已经接到了“去延安学习”的命令，不在位了。在战后给晋察冀军区的《战斗详报》中，杨成武也明确提到“三团团长邱蔚、团政委袁升平”，看来纪亭榭已不在其位，杨成武是知道的。
一团始终坚持在阵地上『露』营。一团通信主任邱荣辉回忆：“冬天山里天黑得早，很快，天已黑了。晚饭抬上阵地，已结了冰。”11月的山里，入夜时寒冷刺骨，留在阵地上的一团战士，无法烤火，只能干忍受着。由于天冷，陈正湘回忆：一团“战士多用缴获的敌黄呢大衣御寒”，以致第二天（8日）上午10点敌运输机空投时分弄不清敌我阵地，“有不少弹『药』、饼干投落到我军阵地上。”但一团这一夜也没闲着，每个营各自出动部队，连夜『骚』扰敌人，“缴获了一些骡马驮子”。
在贺龙、关向应于1939年12月6日向朱德、彭德怀、左权报告战况中：“特务团配合军区一、二、三团消灭该敌，于6日下午由南北大悲强行军赶到黄土岭，归军区三团首长指挥。”也就是说，特务团到黄土岭后归三团指挥，从来没有被陈正湘指挥过。
指挥权落实不了不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黄土岭战场上各团的撤退自行其是。[]杨棒子和他的囚犯小分队1
陈正湘是怎么才知道黄土岭战场上各团的撤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