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之一分区纪实-挺进敌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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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雁北地区，是以雁门关为地域划分出的，主要包括山西省的灵丘县、广灵县、浑源县，是山西省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在山西省政协所编写的《山西县城沦陷及光复概况》一文中，灵丘县于1937年9月20日沦陷，广灵县于1937年9月13日沦陷，浑源县于1937年9月16日沦陷。所以杨成武带领独立团到雁北地区时，这些地方已经属日伪统治区。
从雁北地区往东，也都是日伪统治区。雁北的东北方向是河北省蔚县，当时叫“察南”，察哈尔省的南部地区；雁北的东边是河北省涞源县、涞水县、易县，当年的称呼叫“冀西地区”，是河北省最贫穷的地区。
独立团当年的抗战策略，无非是“扎根雁北，进入察南、冀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看到这里，问题出来了：你八路军为什么当年非要另搞一套，到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不在阎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参加抗战呢？你这不是明摆着另有企图吗？
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两个地区意识形态极端化的时期，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历史也持极端化观点。中国大陆上，宣传抗战只谈共产党，不提国民党；台湾何尝不是如此，谈抗战，唯一只有国民党，共产党只顾发展自己，游而不击，保存实力。直到近几年来，中国大陆正式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定了调子：“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产党敌后抗战”。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
这些年来，与中国大陆不同的是，台湾和海外研究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基本上持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些台湾历史学者，从党派立场出发，拼命贬低共产党敌后抗战的作用和战果，极力夸大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和战果。也有一些学者。采取对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评价国共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我上文中引用的台湾历史学家郑浪平对平型关一战的评价，就明显贬低了共产党八路军的作用和战果。他文中“在半天的战斗中，全歼了这支总数在五百人以内。以后勤支持为主的日军部队，仅抓到俘虏一人（后来还是让他逃脱了），俘获步枪两百支而已”就是不顾历史事实的“瞪着眼睛说瞎话”。郑某说：“当时八路军的战报夸张战果，说成林彪一一五师与日军万余人作战，击毙日军四千余人”。迄今为止，在大陆的报刊书籍历史文献中，从未见到过任何一份史料中记载着“当时八路军的战报夸张战果，说成林彪一一五师与日军万余人作战，击毙日军四千余人”。不知郑某的引文出自何处？如果没有出处，是不是与“栽赃”无异？最后。郑某将八路军开辟敌后根据地，说成是：“林彪的部队就此脱离战场与指挥，转进太行山北部，开始建立游击基地，去全力发展共军的实力了”。这也是国民党自抗战爆发。国共合作以来的一直观点。这部分国民党的最大心愿，是改编成八路军的共产党部队，最好在阎锡山策划的平型关会战、忻口会战、太原会战中把自己拼光、拼净，一个不剩，完成国民党十年剿共未能达到的目的，这才是最好的结局。
站在某一党的立场上，对另一党、另一军有成见。看不上眼，屡屡痛斥，我认为这很正常，只是政治见解不同而已。但你要尊重起码的历史事实，不能歪曲历史事实。人为的去歪曲历史事实，就属于道德的问题。你说的话就属于撒谎，没有人信了。今天中国大陆的许多公权力机关严重缺乏公信力，说话老百姓不信，就是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人员的道德品质出了问题。同样，站在一党一派的立场上去评价历史。就会无视历史现实，歪曲历史原貌。这样的历史学家，貌似公正，骗那些头脑不清楚和有政治偏见的人容易，但一经被看穿，就会为人所不齿。
每一件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可以找到相互关联的因果关系。
1937年8月，轻松击败宋哲元29军的日本军队，北上占领张家口、宣化。驻守张家口、宣化的29军刘汝明部同老上司宋哲元一样，为保存实力不占而退。紧急奔驰去救援的晋军61军迟到一步，张家口已沦陷日军之手。
阎锡山派自己的山西部队61军去驰援，是想把战争阻挡在山西省之外，河北省境内。可惜晚了一步，于是，阎锡山制订“大同会战”计划，打算与进攻山西的日军在大同决一死战。凭借能征善战的晋绥军、西北军，还有国民党军的支援，阎锡山以十多万对日军2万，不愁打不垮日本军队。
此时，发生了一件人所皆知的历史故事。阎百川先生和蒋志清先生都是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并无太大的恶感。1936年，现任日军第五师团长的坂垣先生借着参拜五台山，接着到太原来拜访阎先生，一路详细考察河北至山西的地理地形。所以眼下日军第五师团进攻山西，走的完全是一年前坂垣先生拜访阎先生的老路。你阎先生难道想不到吗？
开战在即，阎先生身边有人问他：“不打不行吗？”
据说阎先生想了想，说：“不行，非打不可。共产党已经到了山西，我再不打，他们要骂我的……”
你看，阎先生抗日，第一是为了在山西他的利益不受到侵害；第二是怕共产党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他。他不得才抗日的。
不会是真心抗日，制定的作战计划就会有问题。阎锡山的老部下，时任61军军长的陈长捷评价说：这是阎锡山依据“错误的敌情判断”制定的作战计划。他以为拿下张家口的日军，下一个目标就是山西的大门大同。结果日本军队没有“上套”。他们绕过了大同，直奔灵丘、广灵，走平型关，转到了大同的背后。这样，仓促之中的阎锡山才临时制定了“平型关会战”计划。也才有了八路军的紧急参战。
平型关会战，阎锡山及各路军总计11个军，十余万人，对付日军第五师团两万余人。阎锡山自诩这个部署为“口袋阵”，他的两个嫡系军长陈长捷、郭宗汾都参加在内。但阎军的军心不统一，勾心斗角。尤其十七军军长高桂滋，认为阎军司令部的部署，是“要牺牲他们，让晋绥军独占风头”。这个怀疑也不是空穴来风，没有根据。于是，战斗开始，高桂滋谎言受敌“猛攻”、“伤亡惨重”，擅自放弃自己的阵地，让开道路，缩避到恒山上，与刘茂恩十五军一起，共同保存实力，避免与日军作战。而晋绥军中英勇杀敌者各部，比如晋军郭宗汾部，死伤惨重。
注：这是晋军的说法。而据高桂滋说，9月24日一天，日军对高部攻击猛烈，炮击尤甚，高部损失惨重，四处告急。但阎军始终不派援军，坚持到26日，高部已无人可派，只好撤退。但据晋绥军人员回忆录及战报记录：25日晋绥军前去救援，遭到攻占了团城口高桂滋阵地的日军射击，出击受阻！此事争论了七十年，高桂滋与晋绥军（以陈长捷为代表）双方各执一词，至今都没有定论。今天的山西历史学家认为：陈长捷的诸多说法，都被亲历者、目击者的说法所否定。而为了父辈的荣誉，高桂滋的子女，70年来也一直追寻着当年的真相。这段公案谁是谁非、谁真谁假且不去管它，历史终会弄个水落石出。
平型关会战，无疑，阎锡山的晋绥军是主人，以陈长捷、郭宗汾两个军为首。前来参战的客军有三支：刘茂恩的十五军、高桂滋的十七军、还有八路军。刘茂恩、高桂滋原本是国民党军，有供给，枪弹军饷都不缺。但八路军却不一样，改编之后，仅供给每人一身单衣，连换洗衣服的都没有；又给可供几日的生活费，连从陕西省三原县到达山西省前线的饭钱都不够。此外，枪不给一支、子弹不给一发。你说阎锡山没有吗？他有自己的兵工厂，造大炮都可以。引进的日本三八枪生产线，全国独一份。太原造的七九步枪、驳壳枪，成为八路军干部的最爱。但他却不给八路军一枪一弹。
山西的雁北地区，是以雁门关为地域划分出的，主要包括山西省的灵丘县、广灵县、浑源县，是山西省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在山西省政协所编写的《山西县城沦陷及光复概况》一文中，灵丘县于1937年9月20日沦陷，广灵县于1937年9月13日沦陷，浑源县于1937年9月16日沦陷。所以杨成武带领独立团到雁北地区时，这些地方已经属日伪统治区。
从雁北地区往东，也都是日伪统治区。雁北的东北方向是河北省蔚县，当时叫“察南”，察哈尔省的南部地区；雁北的东边是河北省涞源县、涞水县、易县，当年的称呼叫“冀西地区”，是河北省最贫穷的地区。
独立团当年的抗战策略，无非是“扎根雁北，进入察南、冀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看到这里，问题出来了：你八路军为什么当年非要另搞一套，到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不在阎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参加抗战呢？你这不是明摆着另有企图吗？
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两个地区意识形态极端化的时期，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历史也持极端化观点。中国大陆上，宣传抗战只谈共产党，不提国民党；台湾何尝不是如此，谈抗战，唯一只有国民党，共产党只顾发展自己，游而不击，保存实力。直到近几年来，中国大陆正式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定了调子：“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产党敌后抗战”。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
这些年来，与中国大陆不同的是，台湾和海外研究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基本上持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些台湾历史学者，从党派立场出发，拼命贬低共产党敌后抗战的作用和战果，极力夸大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和战果。也有一些学者。采取对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评价国共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我上文中引用的台湾历史学家郑浪平对平型关一战的评价，就明显贬低了共产党八路军的作用和战果。他文中“在半天的战斗中，全歼了这支总数在五百人以内。以后勤支持为主的日军部队，仅抓到俘虏一人（后来还是让他逃脱了），俘获步枪两百支而已”就是不顾历史事实的“瞪着眼睛说瞎话”。郑某说：“当时八路军的战报夸张战果，说成林彪一一五师与日军万余人作战，击毙日军四千余人”。迄今为止，在大陆的报刊书籍历史文献中，从未见到过任何一份史料中记载着“当时八路军的战报夸张战果，说成林彪一一五师与日军万余人作战，击毙日军四千余人”。不知郑某的引文出自何处？如果没有出处，是不是与“栽赃”无异？最后。郑某将八路军开辟敌后根据地，说成是：“林彪的部队就此脱离战场与指挥，转进太行山北部，开始建立游击基地，去全力发展共军的实力了”。这也是国民党自抗战爆发。国共合作以来的一直观点。这部分国民党的最大心愿，是改编成八路军的共产党部队，最好在阎锡山策划的平型关会战、忻口会战、太原会战中把自己拼光、拼净，一个不剩，完成国民党十年剿共未能达到的目的，这才是最好的结局。
站在某一党的立场上，对另一党、另一军有成见。看不上眼，屡屡痛斥，我认为这很正常，只是政治见解不同而已。但你要尊重起码的历史事实，不能歪曲历史事实。人为的去歪曲历史事实，就属于道德的问题。你说的话就属于撒谎，没有人信了。今天中国大陆的许多公权力机关严重缺乏公信力，说话老百姓不信，就是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人员的道德品质出了问题。同样，站在一党一派的立场上去评价历史。就会无视历史现实，歪曲历史原貌。这样的历史学家，貌似公正，骗那些头脑不清楚和有政治偏见的人容易，但一经被看穿，就会为人所不齿。
每一件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可以找到相互关联的因果关系。
1937年8月，轻松击败宋哲元29军的日本军队，北上占领张家口、宣化。驻守张家口、宣化的29军刘汝明部同老上司宋哲元一样，为保存实力不占而退。紧急奔驰去救援的晋军61军迟到一步，张家口已沦陷日军之手。
阎锡山派自己的山西部队61军去驰援，是想把战争阻挡在山西省之外，河北省境内。可惜晚了一步，于是，阎锡山制订“大同会战”计划，打算与进攻山西的日军在大同决一死战。凭借能征善战的晋绥军、西北军，还有国民党军的支援，阎锡山以十多万对日军2万，不愁打不垮日本军队。
此时，发生了一件人所皆知的历史故事。阎百川先生和蒋志清先生都是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并无太大的恶感。1936年，现任日军第五师团长的坂垣先生借着参拜五台山，接着到太原来拜访阎先生，一路详细考察河北至山西的地理地形。所以眼下日军第五师团进攻山西，走的完全是一年前坂垣先生拜访阎先生的老路。你阎先生难道想不到吗？
开战在即，阎先生身边有人问他：“不打不行吗？”
据说阎先生想了想，说：“不行，非打不可。共产党已经到了山西，我再不打，他们要骂我的……”
你看，阎先生抗日，第一是为了在山西他的利益不受到侵害；第二是怕共产党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他。他不得才抗日的。
不会是真心抗日，制定的作战计划就会有问题。阎锡山的老部下，时任61军军长的陈长捷评价说：这是阎锡山依据“错误的敌情判断”制定的作战计划。他以为拿下张家口的日军，下一个目标就是山西的大门大同。结果日本军队没有“上套”。他们绕过了大同，直奔灵丘、广灵，走平型关，转到了大同的背后。这样，仓促之中的阎锡山才临时制定了“平型关会战”计划。也才有了八路军的紧急参战。
平型关会战，阎锡山及各路军总计11个军，十余万人，对付日军第五师团两万余人。阎锡山自诩这个部署为“口袋阵”，他的两个嫡系军长陈长捷、郭宗汾都参加在内。但阎军的军心不统一，勾心斗角。尤其十七军军长高桂滋，认为阎军司令部的部署，是“要牺牲他们，让晋绥军独占风头”。这个怀疑也不是空穴来风，没有根据。于是，战斗开始，高桂滋谎言受敌“猛攻”、“伤亡惨重”，擅自放弃自己的阵地，让开道路，缩避到恒山上，与刘茂恩十五军一起，共同保存实力，避免与日军作战。而晋绥军中英勇杀敌者各部，比如晋军郭宗汾部，死伤惨重。
注：这是晋军的说法。而据高桂滋说，9月24日一天，日军对高部攻击猛烈，炮击尤甚，高部损失惨重，四处告急。但阎军始终不派援军，坚持到26日，高部已无人可派，只好撤退。但据晋绥军人员回忆录及战报记录：25日晋绥军前去救援，遭到攻占了团城口高桂滋阵地的日军射击，出击受阻！此事争论了七十年，高桂滋与晋绥军（以陈长捷为代表）双方各执一词，至今都没有定论。今天的山西历史学家认为：陈长捷的诸多说法，都被亲历者、目击者的说法所否定。而为了父辈的荣誉，高桂滋的子女，70年来也一直追寻着当年的真相。这段公案谁是谁非、谁真谁假且不去管它，历史终会弄个水落石出。
平型关会战，无疑，阎锡山的晋绥军是主人，以陈长捷、郭宗汾两个军为首。前来参战的客军有三支：刘茂恩的十五军、高桂滋的十七军、还有八路军。刘茂恩、高桂滋原本是国民党军，有供给，枪弹军饷都不缺。但八路军却不一样，改编之后，仅供给每人一身单衣，连换洗衣服的都没有；又给可供几日的生活费，连从陕西省三原县到达山西省前线的饭钱都不够。此外，枪不给一支、子弹不给一发。你说阎锡山没有吗？他有自己的兵工厂，造大炮都可以。引进的日本三八枪生产线，全国独一份。太原造的七九步枪、驳壳枪，成为八路军干部的最爱。但他却不给八路军一枪一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