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三章 革命夫妻 第三节 结婚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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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中国人的婚姻，是要讲点“缘份”的。“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中国还有句老话：“捆绑不成夫妻，强扭的瓜不甜。”所以婚姻这种事，“组织”插手没有问题，但不能代人做主，更不能用“组织”作为武器高压强迫。
但是那个年代，就算不是部队里，平头老百姓家也难得有自由恋爱的，基本都是那种结婚前都没见过面的家长包办式的婚姻，男人一死，剩下的女人这日子可就艰难了，要是男人生前是部队上的或者是我党组织里的，还好一些，算是烈属，村上和县上要照顾的，地都由政府安排村里人帮着种了。
那些被鬼子屠杀的老百姓留下的孤儿寡母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山里的地贫瘠，是要下大力气伺弄的，女子们毕竟身单力薄的，日子就过的恓惶的很，整个十一分区这种算作烈属和不是烈属的寡妇就有一千多人！
出了这陕北籍伤兵要求入赘寡妇家的事情后，分区政治部和灵满行署一粗略调查，和这伤兵类似的事情居然还不少呢！得有个几十例的，在有些不太开化的村子里，这种事还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杨棒子自己不也是因为莲香的事情险些和老百姓动起手来的吗，当时和老百姓发生冲突这是政治上的大事！杨棒子回过头来想，当时是黄司令保着他的，要是没有黄司令，他闹不好就被枪毙了！
现在自己的部下又出了这类事情，该怎么办？杨棒子做了难了！
别说他作难了。这类事情在我党历史上一直都是个不太好说的话题。
说说俺和朋友们对我党“结婚”问题的一些看法。查看历史。自我党1937年抗战开始到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前后共有三次结婚的高峰。
第一次结婚**是在抗战初期的1938-1939两年。那一时期，大批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女青年、女学生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这给了那些有一定领导地位的党政军干部们挑选配偶的好时机，因此，相当部分的我党领导干部都是在那两年结婚的。
你在无数我党党政军领导人的传记中都可以看到，他们一从外地回到延安，马上放下工作，立即到女学生成堆的地方去寻找对象。陈赓是个典型。连邓大人也不例外。当你“瞄准”了对象之后，剩下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一切由“组织”出面去办。
由党的“组织”出面包办，解决你的婚姻即终身大事，这绝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大景观吧？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政党能这么办？敢这么办？因为这是要讲婚姻自愿的。除非是政治联姻，由不得自己。
试问：假如万一女方不从怎么办？霸王硬上弓强迫？我在各种传记和历史中均未看到有这方面的答案。反抗“组织”出面包办的人（主要是年轻的女方）肯定会有，只是不宣扬就是了。从那个年月过来的人，无论男女，在回忆中谈起这样的被组织包办的婚姻事情，好像还没有什么人觉得不正常的。习惯了。
给我讲这段历史故事的人。也是个抗战过来的女干部。据她自己说，她最初被杨成武介绍给红军干部曾雍雅。可是她拒绝了，自己作主和一个抗战干部结成夫妇。
我再举我最熟悉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为例，1938年底结婚的：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1939年结婚的：参谋长黄寿发、政治部主任罗元发、一团长陈正湘、后来的新参谋长徐德操等等。晋察冀很有名的分别嫁给了王平、王宗槐、易耀彩的范氏三姐妹，也是在这个时期的婚姻。尤其易耀彩。
易耀彩曾当过冀察军区的参谋长，1945年8月，他和杨春甫、白文治、杨卓，带领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和警卫营，到宣化建立攻打张家口的“北线指挥部”。易耀彩为人宽厚，处事低调，平易近人，不霸道、不争功、不倨傲，在冀察干部中易耀彩有很高的威信。他留在今天冀察干部心目中的印象、人缘、名声都很好。
据记载，易耀彩曾“反抗了组织包办的对象”，自己给自己找到了对象。范氏三姐妹，大的两个不用说了，上面提到了，都已经名花有主，只说这最后一个的小姐妹。据说，“组织”上原本给易耀彩物色的对象，是一个医生。医生去“相亲”，拉着范家三妹一起去，为的是作个伴。不想相亲回来，易耀彩没有看上这位医生，却看上了陪着去相亲的伴娘。最后的结局大家都想得到，“组织”出面做工作，范家三妹成了易耀彩夫人。
第二次结婚**是在抗战胜利前后的1945-1946两年。八年抗战胜利到来，人们欣喜若狂，受到抗战胜利的鼓舞，解放区、还有日伪统治区、国民党统治区的大批男女青年聚拢到我党的大旗下，于是相当部分的我党的党政军干部有了又一次大规模结婚的机会。
这部分干部因为数量很多，我不举例了，只要看到那些在1946-1947两年出生的孩子，我就知道是一个个的“抗战胜利婴儿”。他们的父母，一准是抗战胜利的那年结婚的。我熟悉的干部，包括一分区干部、冀察干部、华北步兵学校干部、平津纠察总队干部里面，抗战胜利那两年结婚的干部有许多人。
第三次结婚**众所周知，是在我党取得全国政权的1949年。那一年，全国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一批批走进革命队伍、特别是军队，这给了那些**党政军各级领导从容不迫的挑选新配偶的一次绝好机会。包括以前经历过那两次结婚**的干部在内，这一次再次结婚，史上称这些干部的再次结婚行为是“**”行动。
这种发生在全国解放初期的领导干部“**”行动，毫无疑问是一种当年的**行为——“喜新厌旧”。这些干部将原来一起吃苦患难的“糟糠之妻”甩掉，换上城里人“学生妹”，所以受到**等许多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强烈谴责。
这老故事的叙述中，有的人对婚姻关系要经过“组织”的批准感到不解。又不是发展入党，又不是审干，干嘛搞得那么严肃认真？
这里面有个背景情况，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就是在抗战胜利那年，由于“组织”上对干部婚姻问题的过问和干预，一些男女干部难免会已经有了婚姻记录。虽然有的干部本人会提出异议，不接受“组织”的这个婚姻安排。但在这之后的婚姻关系，还是要在“组织”批准后确定更好一些。要“组织”批准的目的，是为了起到一个类似今天的“公证”的作用，确认“这个干部并非已经有了配偶”，他（她）绝对不是“有妇之夫”或“有夫之妇”。
对一些谨慎的干部来说，这一步手续，非走不可。否则，将来有麻烦你说不清。比如，说你“夺走了谁的老婆”之类。
在对晋察冀抗战史的研究中，我收集了不少八路军干部的婚姻状况。我党干部、八路军干部，不都是圣人，有时的干部关系中的夫妻关系和两性关系是很混乱的。众所周知的，李锐、范元甄夫妻和邓力群之间的三角关系，属于特例，没有类比的可能，所以不计。但“和别人的老婆”结婚的事情不是没有，这些真实的事例今天是不好拿出来讲的。人家的孩子都一把年纪了。(未完待续。。)
自古，中国人的婚姻，是要讲点“缘份”的。“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中国还有句老话：“捆绑不成夫妻，强扭的瓜不甜。”所以婚姻这种事，“组织”插手没有问题，但不能代人做主，更不能用“组织”作为武器高压强迫。
但是那个年代，就算不是部队里，平头老百姓家也难得有自由恋爱的，基本都是那种结婚前都没见过面的家长包办式的婚姻，男人一死，剩下的女人这日子可就艰难了，要是男人生前是部队上的或者是我党组织里的，还好一些，算是烈属，村上和县上要照顾的，地都由政府安排村里人帮着种了。
那些被鬼子屠杀的老百姓留下的孤儿寡母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山里的地贫瘠，是要下大力气伺弄的，女子们毕竟身单力薄的，日子就过的恓惶的很，整个十一分区这种算作烈属和不是烈属的寡妇就有一千多人！
出了这陕北籍伤兵要求入赘寡妇家的事情后，分区政治部和灵满行署一粗略调查，和这伤兵类似的事情居然还不少呢！得有个几十例的，在有些不太开化的村子里，这种事还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杨棒子自己不也是因为莲香的事情险些和老百姓动起手来的吗，当时和老百姓发生冲突这是政治上的大事！杨棒子回过头来想，当时是黄司令保着他的，要是没有黄司令，他闹不好就被枪毙了！
现在自己的部下又出了这类事情，该怎么办？杨棒子做了难了！
别说他作难了。这类事情在我党历史上一直都是个不太好说的话题。
说说俺和朋友们对我党“结婚”问题的一些看法。查看历史。自我党1937年抗战开始到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前后共有三次结婚的高峰。
第一次结婚**是在抗战初期的1938-1939两年。那一时期，大批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女青年、女学生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这给了那些有一定领导地位的党政军干部们挑选配偶的好时机，因此，相当部分的我党领导干部都是在那两年结婚的。
你在无数我党党政军领导人的传记中都可以看到，他们一从外地回到延安，马上放下工作，立即到女学生成堆的地方去寻找对象。陈赓是个典型。连邓大人也不例外。当你“瞄准”了对象之后，剩下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一切由“组织”出面去办。
由党的“组织”出面包办，解决你的婚姻即终身大事，这绝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大景观吧？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政党能这么办？敢这么办？因为这是要讲婚姻自愿的。除非是政治联姻，由不得自己。
试问：假如万一女方不从怎么办？霸王硬上弓强迫？我在各种传记和历史中均未看到有这方面的答案。反抗“组织”出面包办的人（主要是年轻的女方）肯定会有，只是不宣扬就是了。从那个年月过来的人，无论男女，在回忆中谈起这样的被组织包办的婚姻事情，好像还没有什么人觉得不正常的。习惯了。
给我讲这段历史故事的人。也是个抗战过来的女干部。据她自己说，她最初被杨成武介绍给红军干部曾雍雅。可是她拒绝了，自己作主和一个抗战干部结成夫妇。
我再举我最熟悉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为例，1938年底结婚的：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1939年结婚的：参谋长黄寿发、政治部主任罗元发、一团长陈正湘、后来的新参谋长徐德操等等。晋察冀很有名的分别嫁给了王平、王宗槐、易耀彩的范氏三姐妹，也是在这个时期的婚姻。尤其易耀彩。
易耀彩曾当过冀察军区的参谋长，1945年8月，他和杨春甫、白文治、杨卓，带领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和警卫营，到宣化建立攻打张家口的“北线指挥部”。易耀彩为人宽厚，处事低调，平易近人，不霸道、不争功、不倨傲，在冀察干部中易耀彩有很高的威信。他留在今天冀察干部心目中的印象、人缘、名声都很好。
据记载，易耀彩曾“反抗了组织包办的对象”，自己给自己找到了对象。范氏三姐妹，大的两个不用说了，上面提到了，都已经名花有主，只说这最后一个的小姐妹。据说，“组织”上原本给易耀彩物色的对象，是一个医生。医生去“相亲”，拉着范家三妹一起去，为的是作个伴。不想相亲回来，易耀彩没有看上这位医生，却看上了陪着去相亲的伴娘。最后的结局大家都想得到，“组织”出面做工作，范家三妹成了易耀彩夫人。
第二次结婚**是在抗战胜利前后的1945-1946两年。八年抗战胜利到来，人们欣喜若狂，受到抗战胜利的鼓舞，解放区、还有日伪统治区、国民党统治区的大批男女青年聚拢到我党的大旗下，于是相当部分的我党的党政军干部有了又一次大规模结婚的机会。
这部分干部因为数量很多，我不举例了，只要看到那些在1946-1947两年出生的孩子，我就知道是一个个的“抗战胜利婴儿”。他们的父母，一准是抗战胜利的那年结婚的。我熟悉的干部，包括一分区干部、冀察干部、华北步兵学校干部、平津纠察总队干部里面，抗战胜利那两年结婚的干部有许多人。
第三次结婚**众所周知，是在我党取得全国政权的1949年。那一年，全国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一批批走进革命队伍、特别是军队，这给了那些**党政军各级领导从容不迫的挑选新配偶的一次绝好机会。包括以前经历过那两次结婚**的干部在内，这一次再次结婚，史上称这些干部的再次结婚行为是“**”行动。
这种发生在全国解放初期的领导干部“**”行动，毫无疑问是一种当年的**行为——“喜新厌旧”。这些干部将原来一起吃苦患难的“糟糠之妻”甩掉，换上城里人“学生妹”，所以受到**等许多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强烈谴责。
这老故事的叙述中，有的人对婚姻关系要经过“组织”的批准感到不解。又不是发展入党，又不是审干，干嘛搞得那么严肃认真？
这里面有个背景情况，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就是在抗战胜利那年，由于“组织”上对干部婚姻问题的过问和干预，一些男女干部难免会已经有了婚姻记录。虽然有的干部本人会提出异议，不接受“组织”的这个婚姻安排。但在这之后的婚姻关系，还是要在“组织”批准后确定更好一些。要“组织”批准的目的，是为了起到一个类似今天的“公证”的作用，确认“这个干部并非已经有了配偶”，他（她）绝对不是“有妇之夫”或“有夫之妇”。
对一些谨慎的干部来说，这一步手续，非走不可。否则，将来有麻烦你说不清。比如，说你“夺走了谁的老婆”之类。
在对晋察冀抗战史的研究中，我收集了不少八路军干部的婚姻状况。我党干部、八路军干部，不都是圣人，有时的干部关系中的夫妻关系和两性关系是很混乱的。众所周知的，李锐、范元甄夫妻和邓力群之间的三角关系，属于特例，没有类比的可能，所以不计。但“和别人的老婆”结婚的事情不是没有，这些真实的事例今天是不好拿出来讲的。人家的孩子都一把年纪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