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三章 革命夫妻 第四节 结婚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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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可以说人生的头等大事，过去都说成家立业，先成家才能去立业，为的就是无论怎么闯荡，都能有个退路不是吗？
这些征战多年的老兵们，一旦伤残了或者是到了该退伍的年龄了，对成个家的愿望就特别的强烈，组织上要是硬用政策啥的去卡人家，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的，枪林弹雨的啥艰苦日子都跟着我党过来了，现在想讨个老婆过日子都不成吗？
远的不说，就一分区对这类事情处理的就比较的人性化。
我所记述过的抗战时期一分区干部的婚姻状况，公开点名提到过的有几个，杨成武、黄寿发、罗元发、陈正湘，都只是泛泛提及，没有谈到细节。其中陈正湘谈的较细一些，1939年10月，当时任一分区一团团长的陈正湘在一分区卫生部，陈正湘夫人康捷的工作地点结的婚。婚礼上唯一的热闹之处，是从康捷的上司卢星文家里借来了一个“洋戏匣子”，即一个老式的手摇留声机。跟着留声机一起，还借来了十几张京戏和时髦歌曲的老胶木唱片。所以1939年10月底-11月初雁宿崖、黄土岭战役的时候，陈正湘还是新郎官呢。
其余领导干部的婚礼都不是在一分区举办的，所以我手头没有任何有关的记载。在陈伯钧上将的抗战日记中，知道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罗元发的婚礼时间是在1939年的9月份，婚礼在陈伯钧任校长的抗大二分校举办的。随后罗元发就参加了10月份在唐县举办的晋察冀军区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更主要的是因此得知：雁宿崖、黄土岭战役的时候罗元发没有在一分区，所以那张“杨成武、高鹏、罗元发在黄土岭前线的照片”是不可能的。
一分区其他干部的婚姻，我还公开谈过几个人。比如一分区组织科科长黄连秋、组织科干事宫呈祥，分别同易县出来的胡雪琛、胡敏英姐妹结为夫妻。还有接替龙道权担任一分区教导队政委的朱利，同一分区战线剧社的女干部王黎结婚。王黎当年之所以“有名”，是因为1941年秋季大扫荡中在鬼子的刺刀追击下奇迹性脱险，当时任一分区机关总支书记的朱利发出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感想。
一分区其他干部的婚姻状况。蔺柳杞不用说了，他的婚姻经历属于“特例”，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其他干部都是规规矩矩，从一而终。没听说过有什么绯闻出现。当然，即使有，我也不会说。李振军因为在冀中“五一大扫荡”中被捕，情况特殊点。
他被捕前原本有个女朋友，在抗大二分校。他被捕的消息传来，都以为他活不了了。在那之前，从没有人能活着从鬼子的监狱里逃回来，所以女朋友成为了李振军老上司的妻子。李振军回来后，从“鬼门关”回来的人，将一切都看得很开、也很淡。以后几乎一辈子同老上司夫妇结为很好的朋友。
还有一个人的故事比较特别，是因为他的经历比较奇特。他参加八路军后，一直在冀中的剧社工作。忽然，一位剧社的年轻女士频频向他表示友好，主动帮他洗衣缝被。两个人也不断“感情升级”。
忽然有一天，这个女人消失不见，留下的一封信中说明，她是奉“组织”的命令与他接近的，目的是使他放松警惕性后察看他是不是“暗藏的特务或敌人”。这个女人不忍心再继续诱骗下去了，于是自己主动退出。解放后，他们——这对未能成为夫妇的男女。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我在前面说过，1938-1939两年，是八路军领导干部结婚的第一个高峰期。俗话说：“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但有人知道，杨成武从身边老兵的眼光中，看到了老兵心底的愿望。第二年。1940年，一分区根据地相对平静。
杨成武在西娄山村，亲自主持了他身边两位老兵的婚礼。一个是他的马夫，跟他一起从福建经过长征，来到狼牙山脚下；另一个是参加过第一次大战的赴欧民工。抗战爆发后参加了八路军。两位老兵是一分区年龄最大的老兵，当时都已年过了四十。杨成武委托易县政府，为他们找了两户寡妇。
1944年2月，一分区一团奉命调到延安，组建教导旅。临出发前，一团中的一些南方红军老兵年龄大了，不愿再参加远征到陕北去。同时，一分区各部队原有一些陕北陕西老兵，离家六七年了，渴望借此机会回陕北家乡。
杨成武灵活运用，将一团中一些不愿远行的红军老兵调出，编进另一些陕北籍老兵。以后杨成武到冀中，将这些红军老兵托付给冀察军区司令郭天民。1946年初，晋察冀军区大裁军，郭天民将这些红军老兵分别在冀察军区所辖的易县、涞源县、涞水县、灵丘县、广灵县作复员安置，为他们成家。以后我查找到这些当年的红军战士的资料，江西人很多，赣县的、宁都的、会昌的都有，还有甘肃籍、安徽籍红军战士。
特别要提出的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宋学义是河南人，因跳崖时腰部负伤，1946年大裁军时复员，但无法归家。杨成武特别关照在易县管头村安置宋学义，并为他找到一户年轻的寡妇成家。
1944年10月冀察军区成立，原一分区二十团奉命调到察南十三分区。察南是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据鬼子大兵驻守的张家口、宣化很近，要时常跑路。当时，二十团团政委史进前将这个团的一些伤病员二三十人，委托给原一分区教导队改变的冀察军区教导队代管。教导队长晨光爽快地答应了。
以后抗战胜利，冀察军区及整个所属部队都到了张家口、宣化，原山里的根据地交给这些伤病员组成的老兵留守队看管。所以他们错过了1946年初的晋察冀军队复员。再以后，教导队改编的军校出山，将这些老兵也带到了华北步兵学校，大都担任食堂和管理员等杂物工作。
1948年11月底，华北步兵学校奉调到保定组建平津纠察总队。临行前步校党委会上，提出将这些年龄偏大的老兵改成职工，留在当地，由政治部副主任郑旭煜做善后工作。郑旭煜向地方政府移交这批职工的时候，自己又加上一句：“希望地方政府和妇联帮助解决这些抗战老兵的婚姻问题。”
还看到一则材料，部队进北平后因为要担负前所未有的重要任务，必须重新进行全面审干。这一次审干很彻底，要求所有干部将自己的历史真实、毫无保留的向组织公开，不得有丝毫的隐瞒。据说，一位女干部号啕大哭，叫来一问，原来她为了同一个男干部结婚，将自己的年龄隐瞒了几岁。于是，很人性化的领导主管当即决定：审干中如有个人隐私而不想被别人知道者，可单独向领导上汇报。
最后的一则历史纪录，我记得以前曾讲过。1949年底的北京纠察总队，刚刚从北平纠察总队改名不久，当时驻旃檀寺兵营。那一年五六月份，华北军区继东北野战军之后，从平津两大城市吸收了上千名青年学生加入进部队。这些男女学生许多是相互的恋人，到了谈论婚嫁的年龄。当时有些部队干部按照老规定“二八五团”的要求限制他们，这些刚入伍的青年学生一律是排级干部，所以抵触情绪很大。
当时北京纠察总队主管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郑旭煜、张以曦知道后，商量了一下，马上向华北军区领导进行汇报。华北军区聂老总也很人性化的当即拍板决定：这批新入伍青年学生可不按“二八五团”老政策限制自由结婚。郑旭煜、张以曦回来后，立即招开大会传达。只见当时会场上顿时出现一片高喊“共产党万岁”的欢呼之声。
所以，组织上包办和干预个人婚姻，是中国战时我党的一大特色，在对个人的关心关爱方面具有人性化的一面，对当时的社会来说也有着积极的一面，不能被全盘否定。
人性化，是一个人的自然属性和基本属性。一个人的人性化肯定先于人的社会化或政治化属性而存在。一个政党能否得人心，就看它是不是还具有人性化。尊重每个人的人性化，就是尊重这个人的人格和人本。
结婚可以说人生的头等大事，过去都说成家立业，先成家才能去立业，为的就是无论怎么闯荡，都能有个退路不是吗？
这些征战多年的老兵们，一旦伤残了或者是到了该退伍的年龄了，对成个家的愿望就特别的强烈，组织上要是硬用政策啥的去卡人家，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的，枪林弹雨的啥艰苦日子都跟着我党过来了，现在想讨个老婆过日子都不成吗？
远的不说，就一分区对这类事情处理的就比较的人性化。
我所记述过的抗战时期一分区干部的婚姻状况，公开点名提到过的有几个，杨成武、黄寿发、罗元发、陈正湘，都只是泛泛提及，没有谈到细节。其中陈正湘谈的较细一些，1939年10月，当时任一分区一团团长的陈正湘在一分区卫生部，陈正湘夫人康捷的工作地点结的婚。婚礼上唯一的热闹之处，是从康捷的上司卢星文家里借来了一个“洋戏匣子”，即一个老式的手摇留声机。跟着留声机一起，还借来了十几张京戏和时髦歌曲的老胶木唱片。所以1939年10月底-11月初雁宿崖、黄土岭战役的时候，陈正湘还是新郎官呢。
其余领导干部的婚礼都不是在一分区举办的，所以我手头没有任何有关的记载。在陈伯钧上将的抗战日记中，知道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罗元发的婚礼时间是在1939年的9月份，婚礼在陈伯钧任校长的抗大二分校举办的。随后罗元发就参加了10月份在唐县举办的晋察冀军区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更主要的是因此得知：雁宿崖、黄土岭战役的时候罗元发没有在一分区，所以那张“杨成武、高鹏、罗元发在黄土岭前线的照片”是不可能的。
一分区其他干部的婚姻，我还公开谈过几个人。比如一分区组织科科长黄连秋、组织科干事宫呈祥，分别同易县出来的胡雪琛、胡敏英姐妹结为夫妻。还有接替龙道权担任一分区教导队政委的朱利，同一分区战线剧社的女干部王黎结婚。王黎当年之所以“有名”，是因为1941年秋季大扫荡中在鬼子的刺刀追击下奇迹性脱险，当时任一分区机关总支书记的朱利发出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感想。
一分区其他干部的婚姻状况。蔺柳杞不用说了，他的婚姻经历属于“特例”，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其他干部都是规规矩矩，从一而终。没听说过有什么绯闻出现。当然，即使有，我也不会说。李振军因为在冀中“五一大扫荡”中被捕，情况特殊点。
他被捕前原本有个女朋友，在抗大二分校。他被捕的消息传来，都以为他活不了了。在那之前，从没有人能活着从鬼子的监狱里逃回来，所以女朋友成为了李振军老上司的妻子。李振军回来后，从“鬼门关”回来的人，将一切都看得很开、也很淡。以后几乎一辈子同老上司夫妇结为很好的朋友。
还有一个人的故事比较特别，是因为他的经历比较奇特。他参加八路军后，一直在冀中的剧社工作。忽然，一位剧社的年轻女士频频向他表示友好，主动帮他洗衣缝被。两个人也不断“感情升级”。
忽然有一天，这个女人消失不见，留下的一封信中说明，她是奉“组织”的命令与他接近的，目的是使他放松警惕性后察看他是不是“暗藏的特务或敌人”。这个女人不忍心再继续诱骗下去了，于是自己主动退出。解放后，他们——这对未能成为夫妇的男女。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我在前面说过，1938-1939两年，是八路军领导干部结婚的第一个高峰期。俗话说：“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但有人知道，杨成武从身边老兵的眼光中，看到了老兵心底的愿望。第二年。1940年，一分区根据地相对平静。
杨成武在西娄山村，亲自主持了他身边两位老兵的婚礼。一个是他的马夫，跟他一起从福建经过长征，来到狼牙山脚下；另一个是参加过第一次大战的赴欧民工。抗战爆发后参加了八路军。两位老兵是一分区年龄最大的老兵，当时都已年过了四十。杨成武委托易县政府，为他们找了两户寡妇。
1944年2月，一分区一团奉命调到延安，组建教导旅。临出发前，一团中的一些南方红军老兵年龄大了，不愿再参加远征到陕北去。同时，一分区各部队原有一些陕北陕西老兵，离家六七年了，渴望借此机会回陕北家乡。
杨成武灵活运用，将一团中一些不愿远行的红军老兵调出，编进另一些陕北籍老兵。以后杨成武到冀中，将这些红军老兵托付给冀察军区司令郭天民。1946年初，晋察冀军区大裁军，郭天民将这些红军老兵分别在冀察军区所辖的易县、涞源县、涞水县、灵丘县、广灵县作复员安置，为他们成家。以后我查找到这些当年的红军战士的资料，江西人很多，赣县的、宁都的、会昌的都有，还有甘肃籍、安徽籍红军战士。
特别要提出的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宋学义是河南人，因跳崖时腰部负伤，1946年大裁军时复员，但无法归家。杨成武特别关照在易县管头村安置宋学义，并为他找到一户年轻的寡妇成家。
1944年10月冀察军区成立，原一分区二十团奉命调到察南十三分区。察南是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据鬼子大兵驻守的张家口、宣化很近，要时常跑路。当时，二十团团政委史进前将这个团的一些伤病员二三十人，委托给原一分区教导队改变的冀察军区教导队代管。教导队长晨光爽快地答应了。
以后抗战胜利，冀察军区及整个所属部队都到了张家口、宣化，原山里的根据地交给这些伤病员组成的老兵留守队看管。所以他们错过了1946年初的晋察冀军队复员。再以后，教导队改编的军校出山，将这些老兵也带到了华北步兵学校，大都担任食堂和管理员等杂物工作。
1948年11月底，华北步兵学校奉调到保定组建平津纠察总队。临行前步校党委会上，提出将这些年龄偏大的老兵改成职工，留在当地，由政治部副主任郑旭煜做善后工作。郑旭煜向地方政府移交这批职工的时候，自己又加上一句：“希望地方政府和妇联帮助解决这些抗战老兵的婚姻问题。”
还看到一则材料，部队进北平后因为要担负前所未有的重要任务，必须重新进行全面审干。这一次审干很彻底，要求所有干部将自己的历史真实、毫无保留的向组织公开，不得有丝毫的隐瞒。据说，一位女干部号啕大哭，叫来一问，原来她为了同一个男干部结婚，将自己的年龄隐瞒了几岁。于是，很人性化的领导主管当即决定：审干中如有个人隐私而不想被别人知道者，可单独向领导上汇报。
最后的一则历史纪录，我记得以前曾讲过。1949年底的北京纠察总队，刚刚从北平纠察总队改名不久，当时驻旃檀寺兵营。那一年五六月份，华北军区继东北野战军之后，从平津两大城市吸收了上千名青年学生加入进部队。这些男女学生许多是相互的恋人，到了谈论婚嫁的年龄。当时有些部队干部按照老规定“二八五团”的要求限制他们，这些刚入伍的青年学生一律是排级干部，所以抵触情绪很大。
当时北京纠察总队主管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郑旭煜、张以曦知道后，商量了一下，马上向华北军区领导进行汇报。华北军区聂老总也很人性化的当即拍板决定：这批新入伍青年学生可不按“二八五团”老政策限制自由结婚。郑旭煜、张以曦回来后，立即招开大会传达。只见当时会场上顿时出现一片高喊“共产党万岁”的欢呼之声。
所以，组织上包办和干预个人婚姻，是中国战时我党的一大特色，在对个人的关心关爱方面具有人性化的一面，对当时的社会来说也有着积极的一面，不能被全盘否定。
人性化，是一个人的自然属性和基本属性。一个人的人性化肯定先于人的社会化或政治化属性而存在。一个政党能否得人心，就看它是不是还具有人性化。尊重每个人的人性化，就是尊重这个人的人格和人本。